以上三個方麵在80年代的思想、文化、學術界，以及具體到現當代（20世紀）文學史研究中，或許有一定的代表性，在90年代就自然受到了衝擊。首先是現實生活的無情事實粉碎了80年代關於現代化，關於西方現代化模式的種種神話。與此相聯係的是“西方中心論”的破產。這都迫使我們回過頭來，正視現代化的後果，並從根本上進行前提的追問：什麼是現代性？如何看待西方的現代化道路、模式？什麼是我們中國，東方國家所需要、追求的現代化道路、模式？這些問題對於我們這些現代文學的研究者，同時也是專業的追問：如何理解“現代文學”這一概念中的“現代”兩個字？它是一個時間的概念，還是包含了某種性質的理解？那麼，文學的現代性指的是什麼？而這些問題都涉及到我們這門學科的性質，研究範圍，它的內在矛盾等等關係到自身存在的根本問題。同時被追問的是，現代文學曆史的起端：它究竟應按我們所提出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概念從上一世紀末晚清開始，還是從五四開始？———王瑤先生當年就不同意我們的晚清起端論，這一時期就有更多的朋友就這一點提出了質疑。對於五四新文化運動，也提出了這樣的追問：該如何看待五四時期新、舊文學的鬥爭，由此開始的“新文化、新文學敘事”，這種敘事肯定、突現了什麼，又否定、淹沒了什麼？以及在這種敘事背後隱藏著怎樣的曆史觀與文學史觀？等366中國現代文學史論等。除了這些前提的追問之外，有關現代性問題的廣泛思考，還引發出現代文學研究中的一係列問題，諸如（1）如何從中國文學、學術自身的發展，特別是晚清、民國（還有的朋友上溯到明代）以來文學、學術的發展，來揭示五四文學變革、現代文學的誕生的內在理路與線索；（2）如何將現代文學置於與現代國家、政黨政治、現代出版，現代文學市場，現代教育，現代學術……的廣泛聯係中，來理解文學的現代性問題；（3）如何從更廣闊的視野來考察中國現代文學與世界文學的關係———不僅是英美文學的影響，同時要關注英美之外的西方國家，俄國與東方國家文學的影響；（4）在中外文學關係的研究中如何認識與處理接受外來文化的影響，實現中國文學、文化的現代化的過程，同時又是反抗殖民主義的侵略與控製，爭取民族獨立與統一的過程這二者的關係；（5）如何認識與處理本世紀文學發展的總格局中，新、舊文學，雅、俗文學及其關係，新文學內部的不同組成部分，自由主義文學、革命文學及其關係；（6）如何認識與處理中國現代化進程中城市與鄉村、沿海與內地之間發展的不平衡，及其在文學上的反映，由此形成的海派文學與京派文學的對峙與互滲；（7）如何評價反思現代化後果的文學作品及作家，等等。所有這些反思都為現代文學的研究打開了思路，開拓了領域，但同時也帶來了新的困惑。人們似乎十分容易地就從一個極端跳到了另一個極端。例如反思五四，就把五四新文化運動視為“斷裂傳統”的罪惡的淵藪，並連及對五四啟蒙主義、激進主義，以及以後的革命文學的全盤否定，對自由主義、文化保守主義作家及其文學的理想化；強調現代文學與傳統文學的內在聯係，就不敢肯定外國文學的翻譯介紹對中國現代文學的產生與發展的巨大影響，在民族主義情緒膨脹的時候，連是否需要繼續向西方學習似乎都成了問題；在重新評價舊體文學與通俗文學時，出現了對新文學（例如新詩）的全盤否定，在一些朋友看來，新文學不過是外來文學的移植，唯有通俗文學才是真正的“本土文學”。在注重於對現代文學與現代出版、教育、學術……等外部關係的研究時，卻又忽略了對文學形式、文學語言的變革，現代審美觀念、趣味的建立……這樣一些更加關乎文學現代性的內部關係的研究，等等。而在指出上述傾向時，又很容易地跳到、回到另一個極端。
麵對這一切，我感到了極大的困惑。如果說80年代提出“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概念時，思想比較單純，也充滿了自信心，看準了某一點，就毫無顧忌地、旗幟鮮明地大加鼓吹，那麼到了90年代，思想就變得複雜了，腦子裏充滿了問矛盾與困惑中的寫作367題與疑惑。借用我的《豐富的痛苦》的說法，似乎是從堂吉訶德轉向了哈姆雷特———盡管骨子的堂吉訶德氣仍要時時顯露。我發現，對大至國家、民族、社會的現代化道路，具體到自己專業範圍的文學的現代性，我都隻能說“不”———我拒絕、否定什麼，例如我無法認同我們曾經有過的現代化模式，及其相應的文學模式，我也不願全盤照搬西方的現代化模式，及其相應的文學模式；但我卻無法說出我到底“要”什麼，我追求、肯定什麼。徑直說，我沒有屬於自己的哲學，曆史觀，也沒有自己的文學觀，文學史觀。因此，我無法形成，至少是在短期內無法形成對於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屬於我自己的，穩定的，具有解釋力的總體把握與判斷，我自己的價值理想就是一片混亂。我不過是在矛盾與困惑中，勉力寫作而已。這並不隻是因為年齡的增長，而實在是因為90年代中國與世界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的變化太大了，我們所麵臨的問題太複雜了，而且我們對這一切太缺乏思想準備了，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是在為自己80年代的單純付出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