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裏，我談到了“反思”。其實，反思本身也是存在著陷阱的。我在《我的精神自傳》裏特別提到了《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2年第2期上發表的解誌熙先生的《深刻的曆史反思和矛盾的反思思維》一文，以為它提出了一個重要問題：反思容易站在一個理想主義的立場上，追求一個毫無弊端的選擇，而所有的選擇都必然是有偏差的；同時也容易以“事後諸葛亮”的姿態，把所存在的偏差誇大，這不僅容易缺乏曆史感，而且也容易使自己走向另一種偏差。因此，在我看來，反思的關鍵，就是一定要回到原曆史的脈絡和情境中去，注意揭示曆史的具體性，這樣才有可能使我們的理解和判斷更加複雜化。———順便說一點，在我看來，《回顧一次寫作》這本書的最大價值，就是它對《新詩發展概況》的前前後後，提供了大量的曆史細節，呈現出了曆史的具體性，這就為這段曆史的研究打下了一個好的基礎。我本來想就這本書所提供的材料，對那段“重寫文學史”的曆史，作一點描述；但這將是一篇長篇論文，隻有留待以後再作了。
這裏還是談“如何回顧（反思）”。一個基本的事實是不能忽視的：所謂回顧與反思，都是曆史已經成為過去式，而我們又是在現在式的時空下進行曆史的記憶。這就會遇到許多問題。一個是當下的時代思潮下所形成的集體記憶模式（這個模式常常是軌範化與簡單化的）的壓力與影響。我曾經在一篇文章裏說過，“一個知識分子要在時代思潮麵前完全堅持自己的獨立性，是很難的；370中國現代文學史論除了某些人性和知識分子自身的弱點（例如從眾心理等）之外，也還因為時代思潮的形成本身總是有自己的某種合理性與必要性的”。另一個方麵，人們又總是帶著現實的問題（現實生活的問題，現實自我選擇的問題，等等）去回顧、反思曆史，而這樣的問題意識會對其記憶形成某種篩選：在強化某一側麵的同時，也必然地掩蓋另一些方麵：這都是反思所不可避免的局限。（參看《關於“文革”記憶的通信》，收《追尋生存之根———我的退思錄》）這樣說也許有些抽象，就具體地談談我對革命曆史的回顧、記憶、反思，所曾經有過的重心的轉移和其中的困惑與問題。在80年代，我和時代所麵對的問題，是如何走出革命的極端形態———文化大革命的陰影。我不能回避的是自己和同代人的一個刻骨銘心的問題：為什麼懷著追求自由、民主、平等的理想，向往革命，卻走入了專製之門，形成了個人精神的奴化與毒化？理想主義怎樣轉化為專製主義？而我追問的中心，依然是在這一革命和自我的異化中自己應負的責任。我這樣寫道：“在我的苦難記憶中，最不堪回首的一頁頁，全是關於在外在壓力下，內心的動搖、屈服，以至叛變，自我人性的扭曲、醜惡，以至變態———這樣一些慘不忍睹的記錄。我無法抹去這一切，它夢魘般地壓在心上，像一座座的‘墳’。”我就是在這樣的反省中與魯迅相遇的。魯迅《狂人日記》裏的那段話：“四千年來時時吃人的地方，今天才明白，我也在其中混了多年；……我未必無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幾片肉……有了四千年吃人履曆的我，當初雖然不知道，現在明白，難見真的人！”引起我的強烈共鳴，成為我對革命與自我的異化的反思的基本出發點。我因此提出了“將苦難轉化為精神資源”的命題：首先是正視苦難，而不是“在血泊中尋出美來”；其次是正視自己在曆史失誤中所扮演的真實角色，進行無情的自剖，而不是在有意無意的遺忘中抹殺舊賬；最後，也是最重要的是，要超越個人的苦難，一己的經驗局限，進行理性的反思，曆史經驗教訓的科學總結，達到更為普遍性的認識，使苦難真正轉化為精神資源，而不是停留於義憤與控訴，更不能沉醉於咀嚼苦難，有意無意地將痛苦美化。而反思所能夠達到的豐富程度，又“取決於是否具有反思的精神、內在要求，以及是否具有足夠的思想力。而尤其重要的是，是否具有強大的批判精神與力量”（參看《苦難怎樣才能轉化為精神資源》，收《壓在心上的墳》）。———我至今也依然堅持這樣的反思、批判的立場，而且十分珍惜這樣的批判性反思所取得的思想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