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來，從80年代末到90年代，包括我自己在內的許多人又經曆了一次大絕望，其深刻程度並不亞於文化大革命那一次。絕望也是一種清醒：我終於明白像自己這樣的知識分子、學者，能夠做什麼，不能做什麼。因為我是“二十世紀中國文學”概念的提出者之一，很多朋友都期待我能夠寫出一部《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這樣的期待對我的壓力是不難想見的；但我今天卻要公開坦白承認：在可以見到的日子裏，我大概是無力完成這樣的使命。但我並非無事可做：我所要做與能夠做的，是在“文學現代化”這個大題目下的一個一個的具體課題的研究———單是我們在前文所提出的每一個問題，都是要花大力氣才能做出一些差強人意的回答的。這或許是一種低調的策略選擇：隻說自己想說、又能夠說的話，對雖然想說、卻一時說不了的話，不妨暫時懸置起來———因此，我對當年對“二十世紀中國文學”概念的倡導並不後悔，那是遲早要解決的課題，隻是現在我不願也無力多談罷了。這也是我這次參與修訂《現代文學三十年》的基本指導思想：我們刪去了原來包含有許多總體概括的長篇“緒論”，而代之以現在這個偏於提出問題的簡短的“前言”，在具體的文學史敘述中，也偏於對具體作家、作品的分析，以及對文體發展中的各種文學現象的梳理，這都是文學史研究中的基礎工作。這也是一種文學史的重寫———從基礎重新開始。
1998年10月21日寫於燕北園368中國現代文學史論如何回顧那段革命曆史———在《回顧一次寫作》座談會上的講話我和《回顧一次寫作》的幾位作者，可以說是同代人：都屬於“30年代後”。
單是看書的題目就悚然一驚：我們真的老了，自己所經曆的事情，已經成為曆史（文學史，詩歌研究史）的研究對象了。於是，就有了我的問題：如何“回顧”我們經曆過的那段“革命曆史”？
我在寫《我的精神自傳》時，曾和賀桂梅討論過“曆史和個人發生關聯的方式”問題。她有一段話，對我很有啟示：“對於錢老師及那一代和幾代人而言，曆史是和個人血肉相連的。也就是說，曆史變動的後果直接作用於個人的身體、情感和心靈。‘小’的個人很難和‘大’的曆史剝離開來。”———這是最能顯示“革命年代”的特點的，它把最普通的人、最邊緣的人，都卷入曆史的潮流之中，而毫不顧及個人的意願和選擇。賀桂梅因此敏銳地感受到這一代人在回顧曆史時，那樣一份“被曆史困縛、彼此糾纏不清的緊張”：“曆史與個人是完全一體的，個人被曆史所左右，而曆史呈現為個人的喜怒哀樂。”在賀桂梅看來，“這裏的困惑不在於個人能否進入曆史，相反在於個人能否從曆史中掙脫出來”。
其實，不同的個體是有著不同的困惑的：有的因為“不能進入曆史”（在“革命年代”革命也是一種權利），甚至成為革命的對象而困惑，有的因為隻能被動地奉命參與革命，或者對革命本身產生了懷疑，感到不能作為“時代弄潮兒”對曆史發揮主動作用而困惑，當然，也有人因為感受到革命對私人空間的擠壓，不能從曆史中“掙脫”出來而困惑。但不管有著怎樣不同的困惑，幾乎所有的這一代人都不能避免個人和曆史（革命）互為血肉的命運。
但這樣的命運，在不同的生命個體那裏，又是留下了不同的印記、不同的記如何回顧那段革命曆史369憶的。這也就決定了人們在回顧這段曆史時，會有不同的立場和態度。這裏，我不想也無力作一個全麵的分析，隻能談談自己的立場和態度。當我自覺到自己個人和曆史（主要是革命曆史）存在著這樣的血肉關聯時，在回顧曆史、革命時，就產生了一種承擔意識：無論是革命曆史的正麵傳統，還是革命曆史的失誤（這樣的二分其實是不準確的，實際是糾纏為一體的），都和我有關，或者說是內在於我的生命的。或許正因為如此，對於我來說，無論是將革命曆史無限美化，還是將其妖魔化，都是我所不能接受的，因為它違背了我的基本人生經驗和生命體驗，也違背了我在曆史運動過程中逐漸形成的基本信念。在我的感覺中，無論是簡單的肯定，還是簡單的否定，對我所應該承擔的沉重而豐富的革命曆史，都是過於輕浮的。我以為以一種更為複雜的態度，也是更加負責任的態度，來回顧這段不能回避的革命曆史，揭示其內在的豐富性，既懷有理解的同情，又能正視曆史的當事人（包括我自己）所難以預料的後果，對於我所要進行的回顧和反思，是更合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