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中國的現實的思想、文化、學術生態，距離王富仁先生向往、倡導的具學術生態的建設及其他359有“整體性”和“獨立性”的“民族學術”的理想還很遙遠：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說，“新國學”是一個理想主義的概念，同時又是一個含有內在的現實批判性的概念。
（三）
“新國學”：文化、學術、精神的歸宿“新國學”的理想主義，更表現在它對“精神歸宿”的思考與呼籲。王富仁先生在《論綱》中，一再談及“歸宿感的危機”，強調他“之所以認為‘新國學’這個學術概念對於我們是至關重要的，就是因為，隻有這樣一個學術觀念，可以成為我們中國知識分子文化的、學術的和精神的歸宿”。在我看來，這是《論綱》的點睛之筆，也是“新國學”的點題所在。
我讀《論綱》，正是讀到這裏而怦然心動。這些年我一直為“失根”的危機而焦慮不安。我退休後寫的第一本“退思錄”就命名為《追尋生存之根》，並且在一篇文章裏談到了在全球化背景下，我們“麵臨‘釜底抽薪’的危險：當人們，特別是年青一代，對生養、培育自己的這塊土地一無所知，對其所蘊涵的深厚的文化，廝守其上的人民，在認識、情感，以至心理上產生疏離感、陌生感時，就在實際上失落了不隻是物質的，更是精神的‘家園’”，“這不僅可能導致民族精神的危機，更是人自身存在的危機：一旦從養育自己的泥土中拔出，人就失去了自我存在的基本依據，成為‘無根’的人”，正是出於“這樣的可以說是根本性的憂慮”，我提出了“認識我們腳下的土地”這樣的命題。按我的理解，王富仁提出“新國學”也存在著這樣的思想文化背景，這樣的焦慮是全球化時代許多知識分子所共有的。隻是尋求精神家園、歸宿的具體途徑各有不同。如果說我的目光轉向地方文化、鄉土文化，王富仁的視野則更為開闊：他關注的是“中華民族學術”，而且是它的“整體性”。這樣，他對“精神歸宿”的思考，也更開闊，更具錢理群：《認識我們腳下的土地———〈貴州讀本〉前言》，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頁152。
深度：正是在這一點上，給了我許多啟發。
“學術”在人類、民族生活中的地位，價值和意義在我看來，他的思考中，有以下三點，很值得注意。
一、他把重心放在“學術”上，這是最能顯示他的理想主義的。在我看來，貫穿《論綱》一文的，不僅是王富仁對“新國學”的闡釋，更有他對“何為學術”的思考和獨特理解。但這是需要專文來討論的，這裏僅摘錄一些我以為很值得深入討論的觀點。如他這樣提出問題：學術“在全人類以及一個民族的生活中扮演著一個什麼樣的角色”？他的回答是：它所起到的作用是“理性地認識世界、把握世界”，盡管這是一個“永遠不可能最終達到”的目標，但在“這樣一個目的意識的牽引下”，人們會去努力認識那些時時幹擾民族“心靈的安寧和現實選擇”的有效性事物，正是這樣的基本欲望要求，推動著民族學術的發展。他又進一步指出：在鴉片戰爭之後，幹擾中國民族心靈安寧和現實選擇的，就是“一個以猙獰的麵目闖入我們視野的‘西方’”。這樣，認識和了解西方，以“取得在現代世界生存和發展的基本能力”，就成為“中國知識分子以及整個中華民族麵前的主要任務”，現當代中華民族學術就是這樣應運而生。因此，他強調“學術的真正價值和意義在於它是人類以及民族實現自我再生產的主要方式之一”，“一個民族的學術沒有戰勝一切的力量，但也有被任何力量所無法完全戰勝的力量”，而民族學術的獨立力量的源泉，就在於“民族的語言”，以及與之聯係在一起的“民族知識體係”，“民族思想體係以及認知能力體係”。因而學術“從來不是純粹個人的行為”，也“不能僅僅是一種謀生手段”，構成“學術事業的內在動力”是“對本民族社會實踐關係的一種關切”，而“學術的價值和意義”又是“在對現實實踐關係的超越中表現出來的”。正是這樣的對民族實踐的“真誠關懷”和對自我超越價值的“明確意識”，構成了從事學術事業的知識分子的“獨立的人格”，也就是說，知識分子的人格是與學術“共生”的。因此，在王富仁這裏，知識分子的精神歸宿隻能是自己民族的學術。———這裏所表露出來的學術責任感、使命感，以至神聖感，是動人的，卻也給人以陌生感：現在，恐怕已經很少有人這樣看待學術，這樣癡迷於學術，將自己的全部生命意義與價值投學術生態的建設及其他361入其間的了。這樣的理想主義的學術理解和追求之不被理解，是必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