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劃清界限。因為，在我看來，“大國崛起”論盡管現在正以“最新潮流”的姿態風行一時，它不過是傳統的“中華中心主義”在新形勢下的“重來”。而且這並學術生態的建設及其他363非孤立現象，是伴隨著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而產生的社會思潮，而且有越演越烈的趨勢，不可小看。我一直對我們民族傳統中的兩大痼疾、頑症保持高度的警惕，一是前文已經說到的思想、文化、學術專製主義，另一就是中華中心主義，它們是一有機會，就要重新發作的。而如王富仁先生所說，傳統的“國學”觀念中，是存在著“明顯的排外主義色彩”的，那麼，“新國學”明確地與這樣的“排外主義”劃清界限，也是題中應有之義。因此，我希望王富仁先生能再寫專文，集中討論“全球化背景下的新國學”，對以“新國學”命名的“中華民族學術”和“全球（東方世界和西方世界）學術”的關係，有一個更係統、深入的闡釋。
2006年12月8日，9日，13日，21—23日364中國現代文學史論矛盾與困惑中的寫作———《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筆談《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一書初版於1987年8月，修訂本則於1998年7月出版，其間剛好間隔了十年，正經曆中國文學研究從80年代到90年代的變遷，作為本書的作者之一，我自己的學術思想，包括文學史的觀念與追求，都發生了某些變化，這種變化也會不同程度上體現在對本書的修訂上。但因為是集體寫作，我們三人在合作過程中，又並未對文學史觀念這樣的全局性問題進行過深入的討論，這本身也造成了本書內部的不盡統一與平衡這樣一些根本性的弱點；但又因為我們是研究生的同學，在一些重要問題的認識上又自有一種默契，這就使得本書大體上保持著某種統一性。———當然，我下麵所談的一些問題，也主要是我自己的想法，並不代表其他兩位作者，這也是要預先說明的。
本書初版本在寫作與定稿過程中，我正熱心於和另外兩位同學———子平與平原合作提倡“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全書完成後，由我負責統稿並執筆寫“緒論”，也就很自然地將“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基本觀點寫了進去。這樣，《三十年》一書就因為我的關係，而與“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概念有了某種聯係。今天回過頭來反思“二十世紀中國文學”這個概念，我仍然認為它的基本精神是站得住的，並且已經事實上為學術界普遍接受，當然也還有不同的意見，這也是正常的。但如果聯係我自己當時的基本思想傾向與追求，文學觀念與文學史觀念，今天看來，當時對“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具體理解與分析，又確實存在著一些問題。這些問題更多的恐怕是我個人的。我曾在一次與韓國學者的座談會上，談到我今天認識到的問題主要有三：一是受到80年代樂觀主義與理想主義的時代氛圍的影響，我對中國社會與文學的現代化的理解與前景預設是充滿矛盾與困惑中的寫作365理想主義與烏托邦色彩的；我幾乎不加懷疑地認定，西方的現代化道路就是中國的現代化的理想模式；西方現代化模式與現代化本身必然產生的負麵，則基本上沒有進入我的觀察與思考視野，對現代文學史上曾經出現的對“現代化後果”的思考與描述，都被簡單地稱之為“民粹主義”而加以否定。與此相聯係的，就是受到“西方中心論”的影響，“撞擊與回應”的模式的印記是十分明顯的。記得“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概念提出不久，在一片叫好聲中，我的導師王瑤先生找我去，進行了一次嚴肅的談話，他問我：你們講二十世紀為什麼不講殖民帝國的瓦解，第三世界的興起，不講（或少講，或隻從消極方麵講）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運動，俄國與俄國文學的影響？正是王瑤先生的及時提醒，使我開始反思，更使我懂得了應不斷對自己提倡的東西進行質疑，這是直接影響了我以後的思考方式的。第三方麵的問題，也許我自己是更為嚴重的，這就是曆史進化論與曆史決定論的文學史觀的影響。新比舊好，新的總是勝過舊的；曆史是沿著某種既定的觀念、目標（我們稱之為“本質”、“必然規律”）一路凱歌行進，即使有一時之曲折，也是阻擋不住曆史發展的“必然趨勢”的，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