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學術共同體
二、王富仁所要尋求的精神歸宿，是具有“整體性”的民族學術。如他自己所說，“經過一個多世紀的分化發展，從外部形式上已經具有了完整性的中華民族學術，需要在精神上也有一個整體的感覺，有一種凝聚力”。這也是他為自己的“新國學”的概念規定的任務：為中國知識分子構造一個有機融合、渾然一體的，而不是分裂的，相互溝通、互動，而不是相互敵對、消解的學術共同體，使其成為“屬於我們中國知識分子群體的同存共棲的歸宿地”。這樣的歸宿地顯然具有更大的包容性，而且如王富仁所說，這是一個“變動不居的領域，不可能有一個凝固不變的、涵蓋一切的、完全統一的理念化本質”，就可以有效地避免將某一種文化（如“地方文化，鄉土文化”，或“傳統文化”）理想化，以至美化的偏頗———這是尋找精神歸宿時很容易落入的陷阱，我對此是時時警惕的。
民族學術的本質：“漢語家園”的建構三、在王富仁對民族學術的理解，以及他用“新國學”命名的作為中國知識分子“歸宿地”的中華民族學術裏，民族語言占據了特別重要的，可以說是中心的位置，這是他的新國學的第一“構成性”要素。這是王富仁一再強調的：“學術，是一種語言建構”，“任何一個現代民族的學術”都是“由民族語言構成的一個相對獨立的學術整體”，“在一個民族內部，要永遠堅持民族語言的母語地位”，“從事文學藝術和學術研究的知識分子”，擔負的是“發展民族語言的任務，通過掌握語言，運用語言不斷積累知識和思想、不斷產生知識和思想的任務”。因此，所要尋找的精神家園，在某種意義上，就是尋找民族語言———漢語家園，我們所說的“失根”的危機，其最突出的表現就是“母語的危機”。這一點也引起了我的強烈共鳴。其實，這些年，我之積極介入中小學語文教育改革，其中一個重要的內在動因，就是深感這樣的母語危機，因此要從中小學母語教育入手。我最近和一些朋友對七年前編寫的《新語文讀本》重作修訂，在《前言》362中國現代文學史論中寫道：“在全球化與網絡化背景下出現的‘漢語的危機’，引起了許多關心中國文化和未來發展的有識之士的憂慮。我們正是由此而加深了對中小學語文教育和教育改革的認識，一是重新認識我們所進行的母語教育的意義，引導學生感受‘漢語的魅力’的迫切性和重要性；二是重新認識加強學生正確、準確地運用漢語能力的訓練，培育他們健康的言說方式、文明的語言習慣的迫切性和重要性。”我想，王富仁先生對中小學語文教育的關注和熱情，大概也有類似的思想、文化背景。他這篇《論綱》有些論述，就包含了對母語教育的某些思考。
據說，他還有寫一篇關於中小學語文教育的長文的計劃，相信會有更充分、精彩的發揮。
有待展開的課題：中華民族學術和全球學術的關係我們已經一再談到了在我們討論作為“中華民族學術”的“新國學”，以及相關的精神歸宿的問題時，都有一個全球化的背景，《論綱》也已經談到，當我們在自己的民族學術的整體中獲得自己存在的意義和價值時，“同時也獲得了在世界範圍內的價值和意義，因為中國也是世界的一部分，並且還是一個很大的部分”。這就涉及到王富仁試圖以“新國學”命名的“中華民族學術”和全球（東方世界和西方世界）思想、文化、學術的關係。由於《論綱》所討論的是一個民族內部的思想、文化、學術的建構問題，因此，對這一問題隻是稍有涉及，而未作正麵討論和展開，這是可以理解的。但這卻是一個不可忽略的問題，否則是會產生某種疑慮的。
我之所以這樣提出問題，是因為我在和韓國學者討論王富仁先生的“新國學”概念時，他們就明確表達了這樣一種疑慮：在中國大談“大國的崛起”時，王富仁先生提出“新國學”，要“重建民族學術的整體觀念”，這兩者之間，是否存在著某種聯係？根據我對王富仁先生思想的理解，我不認為這兩者之間存在著類似的邏輯，但我認為韓國學者的疑慮，卻是一個重要的提醒，就是我們在思考、討論民族思想、文化、學術格局和觀念的重建時，必須明確地與“大國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