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富仁在《論綱》裏指出：“直到現在，在中國的學者中仍然存在著對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嚴重隔膜乃至對立情緒”；在另一處他又談到了對“革命文化”的排斥和全盤否定。這正是我在觀察當下中國思想、文化、學術思潮時，所感到憂慮的。我在一篇題為“科學總結二十世紀中國經驗”的文章裏，曾談到，“中國的學者至今還沒有擺脫‘非此即彼，不是全盤否定，就是全盤肯定’的二元對立的模式，而這樣的思維方式在處理如此複雜的二十世紀中國經驗時，就幾乎是無能為力的。或者更為重要的是，最近二十年，特別是九十年代以來，在中國思想界和學術界盛行著兩種思潮：或者認為中國的問題是在‘割裂了傳統’，因而主張‘回歸儒家’；或者以為對西方的經驗，特別是美國的經驗的拒絕，是中國問題的症結所在，因而主張‘走英美的路’。把目光或轉向中國古代，或轉向外國（而且限於西方世界），卻恰恰忽略了‘現代’（二十世紀）與‘中國’，即使討論現代中國學術和文學，也是偏重於親近中國傳統文化和西方文化的那一部分學者與作家。這樣，真正立足於中國本土現實的變革，以解決現代中國問題為錢理群：《史料的“獨立準備”及其他》，《追尋生存之根》，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頁244。
自己思考的出發點與歸宿的思想家、文學家、政治家反而被排斥在視野之外”。這裏所講的也正是王富仁先生所說的對“社會文化”和“革命文化”的忽視與排斥。這自然是有著深刻的社會、政治的原因的；而王富仁在《論綱》中，則從現代思想、學術發展的內在問題的角度，作出了他的分析，我由此受到了很大的啟發。
質疑“先驗的規定性”
前文已經提到，在王富仁看來，中國現當代思想、文化與學術發展的根本問題，是存在一個“先驗的規定性”。本來，在現當代思想、文化、學術發展過程中，出現不斷的分化和裂變，產生不同的思想傾向、學術觀點，不同的價值標準，以至形成不同的思想、文化、學術派別，這都是正常的，相互之間的論爭也是必然的，而且是思想、文化、學術的健康發展所必需的。但當把這樣的分歧、分化、論爭絕對化，形成諸如“中國文化—西方文化”、“舊文化—新文化”、“統治階級文化—被統治階級文化”這樣的二元對立的結構和模式，並蘊涵著先驗的、不容置疑的絕對肯定與絕對否定的價值標準，如“新文化”、“西方文化”、“被統治階級的文化”是先進的文化，是應該打倒一切、獨占一切的文化，“舊文化”、“中國文化”、“統治階級的文化”是落後、反動的文化，是應該被打倒、取代的文化，或者相反，等等。這樣，正常的文化、學術分歧、論爭，就變成了“一個消滅一個”
的過程，思想、文化、學術的發展以某一學派“獨霸天下”，以達到思想、文化、學術的高度“統一”為指歸，這就自然產生了嚴重的後果。
“追求獨尊”的頑症
王富仁正是從這一視角，對一個世紀以來中國思想、文化、學術的曆史經驗教訓作了深刻的總結。他一再指出，事實上，現當代思想、文化、學術史上出現的各種流派，都有自己存在的價值，都對中國思想、文化、學術的整體發展，作出錢理群：《科學總結二十世紀中國經驗》，《追尋生存之根》，頁22—23。
了自己的貢獻，這都是沒有問題的，應該充分肯定的，在這方麵，《論綱》一文有不少相當精到的分析。但當這樣的局部的合理性被曆史的當事人和後來的繼承者賦予絕對的真理性，並進一步發展到要將異己者“置於死地而後快”，就出了問題。問題的嚴重性在於，幾乎是現當代思想、文化、學術史上所出現的每一個有較大影響的派別都出現過這樣的獨尊傾向。
如《論綱》所分析，五四時期的文化保守主義，如林紓，他的問題和失敗，“不在於他企圖維護的是中國固有的文化傳統”，這樣的維護是自有其意義的；問題是他“仍然把維護本民族文化傳統的希望寄托在政治統治的權力上”，並且試圖通過政治權力的幹預，壓製、扼殺剛剛興起的新文化運動，以維護傳統文化的一統天下。在這種情況下，新文化方麵的奮起反抗，以爭取自己的生存權，打破思想、文化、學術的壟斷，自有其正當性與合理性；但當新文化已經取得了自己的曆史地位，並成為主流時，卻逐漸形成了“新—舊”二元對立的學術框架，這就同樣壓製了對立麵的發展，也遏製了自身發展的生機。
學院派的問題也不在於它對學院文化的倡導與實踐，相反，他們在這方麵的貢獻是相當突出的；問題在於他們試圖將“學院教授的文化觀念和思想觀念作為唯一正確的、具有指導意義的、普遍的社會文化觀念在中國社會上予以提倡和宣傳”，這就必然引起反方向的文化反抗。
新儒家學派的問題也同樣如此，他們本來在中國現當代思想、文化、學術結構中，承擔著反對西方文化霸權的職能，自有其不可忽視的作用，但當他們產生“借助政權的力量將儒家文化重新上升到國家意識形態的廟堂的幻想，儒家文化也就對更多的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自由性和獨立性構成了威脅，從而也會重新激起西化派知識分子對儒家文化的批判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