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不僅會造成自身的僵化，而且如俗語所說，“真理往前跨一步，就會變成荒謬”，將自己的思想、學術觀念絕對化，實際上就是一種自我扭曲，對自我觀念有限的合理性的一種剝奪，最後導致自身的異化。
當然，對二元對立模式的批評，反對將“勢不兩立的敵對關係”引入思想、文化、學術關係，並不是要抹殺不同思想、文化、學術派別之間的分歧和論爭。
這也是《論綱》所要強調的：“人類以及一個民族的學術向來是以差異的形式而存在的。沒有差異，就沒有學術”，而且學術的本性就是要“挑戰常識，探求新知，改變人們的傳統觀念和認識”，因此，“學術的發展常常表現為後一代知識分子對前一代知識分子的修正、批判乃至否定”，“通過反思、反叛傳統而建構自己的文化傳統和學術傳統”，這“其實是一種文化發展和學術發展的形式”。
但這樣的“修正、批判、否定”是一種有吸取的修正，有繼承的批判，有肯定的否定，因而不同派別的思想、文化、學術的關係，“既是相互對立的，又是相互依存”的，是在民族學術的整體中“同存共棲”的。
兩個原則，兩個拒絕
我們現在所要做的，是建立一種健全的思想、文化、學術發展的格局和秩序。它要確立的原則有二，一是任何一種思想、文化、學術派別在擁有自己的價值的同時，也存在著自己的限度，它不是唯一、完美的，因此，自我質疑、自我批判精神是內在於其自身的；一是任何思想、文化、學術派別都需要在和異己的思想、文化、學術派別的質疑、批判、競爭中求得發展，但這絕不是相互歧視、壓倒、顛覆和消滅，而是可以在論爭中相互溝通，實現彼此的了解、同情和理解的，不是分裂，而是互動：“有差異，有矛盾，有鬥爭，又共同構成這個現代文化整體的有機組成部分”，在學術整體中尋找並且獲得“自己發揮作用的獨立空間”，在“將矛盾著的雙方聯係為一個整體”中建立“超越性的價值標準”。以上兩個原則，也可以歸結為一點，就是“各歸其位，各得其所”：每一個思想、文化學術的派別都得到應有的評價，既不肆意誇大，也不著意貶抑，並且在一個整體中實現、獲得自己的意義和價值。
而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有兩個拒絕：一是隻追求自己的有缺憾的價值，拒絕任何將一己一派的思想、文化、學術觀念絕對化、正統化、國家意識形態化的誘惑；二是始終堅持用自身的思想、文化、學術力量獲得自己的價值和發展，而拒絕任何非學術的力量，政治權力、商業權力對思想、文化、學術的介入。這樣，358中國現代文學史論才能根本保證思想、文化、學術的真正的獨立性與主體性。
這就是我們在總結現當代思想、文化、學術發展史時所得出的曆史經驗教訓。在我看來，王富仁提出“新國學”的概念，正是要促成這一健全的思想、文化、學術格局和秩序的建立。
“新國學”概念的內在現實批判性而我更重視的，是它的現實的警示意義。因為隻要看一看當下中國思想、文化、學術界的現狀，就不難發現，我們依然是魯迅所說的“健忘”的民族，知識分子也不例外，曆史的經驗教訓對我們似乎不起作用，曆史照樣重演。這些年“振興國學”之風日盛，盡管所說的“國學”還是傳統意義上的國學，但如果不是炒作，而是認真的研究、傳播，這是自有意義的；但有人卻進一步提出“重建儒教的構想”，以實現“聖王合一”、“政教合一”、“道統政統合一”為“追求目標”（見2006年1月3日《中華讀書報》報道）：這又是重溫“借助政權的力量將儒家文化重新上升到國家意識形態的廟堂”的舊夢。魯迅與胡適的關係，本來是一個不無價值的學術課題，王富仁先生在《論綱》裏就有專門的討論，他把魯迅與胡適分別納入“社會文化”與“學院文化”體係，在分析了他們的分歧的同時，又強調不能將這兩類文化的對立“絕對化、兩極化”。但在學術界和媒體某些人的熱炒中，卻掀起了一股“貶魯尊胡”之風，其堅持的就是一種“先驗的規定性”，他們把胡適認定為“製度建設”派，賦予“絕對正確”性，視為“唯一的方向”，而將魯迅論定為“文化決定論”者，判為最終導致文化大革命的“罪惡的淵藪”：這不僅是典型的非此即彼的二元對立，而且也是走一條“一個吃掉一個”的老路。
隻不過不同時期有不同的被“吃掉”（全盤否定）的對象：如果說曆史上曾發生過學院文化、傳統文化被“吃掉”的悲劇，那麼，“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如前文所說，現在是學院派、傳統派、西化派吃香，社會文化、革命文化被“吃掉”的時候了：從形式上看，是從一個極端跳到另一個極端，而內在的思想、文化、學術專製主義的邏輯是始終沒有變的：依然是追求“獨尊”和消滅異己的“大一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