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就變成了這樣:“傳統派被西化派逼到了‘唯傳統主義’的一極,西化派也被傳統派逼到了‘唯西化主義’的一極”,而西化派的某些人(當然不是全部)在“他們接受西方某種思想學說之後,就以這種思想在中國的代言人自居,不僅用它標榜自己,同時還用它攻擊別人”,“我們會很容易地發現,它在三個不同的關係中都沒有加入自己的獨立思考,都沒有經過自己的認真研究:對西方某種思想學說沒有獨立的研究,對自己沒有認真的反思,對別人或別人的思想缺乏足夠的理解和同情,並且幹預了別人的思想自由”。
而革命文化最初是以現成社會、政治、思想、文化、學術的“異端”的姿態出學術生態的建設及其他355現的,它有一個爭取生存權的艱難過程,因此,它也很容易著意地將反叛誇大為“打倒一切”,這或許還可以視為一種生存策略;但一旦革命實踐取得勝利,並且將實踐的勝利“僅僅歸結於一種思想學說的勝利的時候,其他的思想學說就都成了有害無益的幹擾因素”,於是,幾乎是順理成章地出現了“獨尊”革命文化的思想、文化、學術格局。而這樣的格局卻造成了三個方麵的嚴重後果:不僅非革命文化的發展受到壓製,而且革命文化也因為成為國家意識形態,並且和政治權力相結合而造成了自身的異化,同時,“任何將社會實踐完全地納入到一個單一的學術研究的成果的企圖,不論這個學術成果自身多麼偉大,都將導致實踐的失敗”。
“霸氣”、“國師”情結: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弱點這就是我們必須麵對的事實:“獨尊”或“追求獨尊”已經成為中國現當代思想、文化、學術史的一個痼疾、頑症,一有機會,就會隨時發作。而且,我們還必須追問:這是怎樣造成的?我們應該從中吸取什麼教訓?
首先,我們應該反省的,是中國知識分子自身的精神弱點。記得80年代末,我就在一篇《由曆史引出的隱憂》的文章裏,提出中國知識分子的三大“劣根性”:“一曰‘酋長思想’。即唯我獨尊、獨‘革’,不容忍異己、異端,以濫用權力,鍛煉人罪為樂。好獨斷,喜‘定於一’,不習慣、不允許多元、自由發展”;“二曰‘二元論思維定式’。非此即彼,非白即黑,不是百分之百正確,就是百分之百錯誤,不是革命,就是反革命。把不同意見、不同選擇極端化,隻承認‘你死我活’的絕對對立,不懂得、不接受‘對立物互相滲透、補充’的觀念”;“三曰‘嗜殺’傾向。周作人說,不珍惜人的生命,盡量地滿足他的殘酷貪淫的本性,這在中國,是一個根深蒂固的遺傳病,帝王將相,學者流氓,無不傳染很深”。文章結尾還說了這樣一句:“周作人將‘知識分子’與‘帝王’、‘流氓’混為一談,自然是對知識分子的大不敬;但我以為這正說明他對知識分子的病症看得很準———至少是中國的知識分子。”不幸的是,現在已是21世紀初,也就是時隔近二十錢理群:《由曆史引出的隱憂》,《壓在心上的墳》,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頁140—141。
年後,這樣的不容異己的獨尊情結,這樣的二元論思維,以至嗜殺傾向,仍然纏繞著中國的知識分子,帝王的“霸氣”依舊,“流氓氣”更足:這真是病入膏肓了。
應該反省的,還有中國知識分子的“導師”情結,“國師”情結。本來思想、學術的本質、本職,就是永遠探索真理,不斷進行質疑;但中國的學者卻總有一種將自己的研究成果真理化的衝動,從不知自我質疑,因而習慣性地以真理的化身、真理的宣示者、壟斷者自居,以訓導芸芸眾生,引領國家為己任。由此產生的,是將一己一派的思想、文化、學術“國家意識形態化”的衝動,希望借助政治權力,消滅異己,使自己成為“正統”,形成“法統”,進而達到思想、文化、學術的“大一統”。而這也正是政治的“大一統”所需要的。
這樣,將政治權力引入文化關係,“政治主體性的越界”,就是不可避免的,在某種程度上,正是這些希望“一統天下”的知識分子所追求的。其結果,就正如王富仁所分析的,“從根本上破壞了中國大陸知識分子之間的平等競爭關係,紊亂了中國文化內部的秩序,使中國文化的發展受到了極大的破壞性影響”,從根本上喪失了作為思想、文化、學術生命的獨立與自由。即使是獲得了“主流”
地位的思想、文化、學術,也不過是政治的附庸,真正“一統天下”的是統治集團的意誌。中國的這些做著“國師”夢的知識分子似乎永遠不能懂得,或不願正視,中國的政治體製是永遠不會允許“國師”的存在的,他們需要的,隻是魯迅所說的“幫忙”、“幫閑”,以至“幫凶”,這些依附型的知識分子,隻能扮演這樣的角色。
“同存共棲”:重建思想、文化、學術的健全格局和秩序還應該指出,思想、文化、學術的獨尊,是一把雙刃劍,而且最終傷害的是自身。這是王富仁先生所總結的一個重要的曆史教訓:“當一個學術領域或一個學術派別,不再努力了解、理解、包容對立麵的合理性,並思考和回答對立麵向自己提出的質疑,這個學術領域或學術派別也就沒有了繼續發展的動力資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