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就變成了這樣：“傳統派被西化派逼到了‘唯傳統主義’的一極，西化派也被傳統派逼到了‘唯西化主義’的一極”，而西化派的某些人（當然不是全部）在“他們接受西方某種思想學說之後，就以這種思想在中國的代言人自居，不僅用它標榜自己，同時還用它攻擊別人”，“我們會很容易地發現，它在三個不同的關係中都沒有加入自己的獨立思考，都沒有經過自己的認真研究：對西方某種思想學說沒有獨立的研究，對自己沒有認真的反思，對別人或別人的思想缺乏足夠的理解和同情，並且幹預了別人的思想自由”。
而革命文化最初是以現成社會、政治、思想、文化、學術的“異端”的姿態出學術生態的建設及其他355現的，它有一個爭取生存權的艱難過程，因此，它也很容易著意地將反叛誇大為“打倒一切”，這或許還可以視為一種生存策略；但一旦革命實踐取得勝利，並且將實踐的勝利“僅僅歸結於一種思想學說的勝利的時候，其他的思想學說就都成了有害無益的幹擾因素”，於是，幾乎是順理成章地出現了“獨尊”革命文化的思想、文化、學術格局。而這樣的格局卻造成了三個方麵的嚴重後果：不僅非革命文化的發展受到壓製，而且革命文化也因為成為國家意識形態，並且和政治權力相結合而造成了自身的異化，同時，“任何將社會實踐完全地納入到一個單一的學術研究的成果的企圖，不論這個學術成果自身多麼偉大，都將導致實踐的失敗”。
“霸氣”、“國師”情結：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弱點這就是我們必須麵對的事實：“獨尊”或“追求獨尊”已經成為中國現當代思想、文化、學術史的一個痼疾、頑症，一有機會，就會隨時發作。而且，我們還必須追問：這是怎樣造成的？我們應該從中吸取什麼教訓？
首先，我們應該反省的，是中國知識分子自身的精神弱點。記得80年代末，我就在一篇《由曆史引出的隱憂》的文章裏，提出中國知識分子的三大“劣根性”：“一曰‘酋長思想’。即唯我獨尊、獨‘革’，不容忍異己、異端，以濫用權力，鍛煉人罪為樂。好獨斷，喜‘定於一’，不習慣、不允許多元、自由發展”；“二曰‘二元論思維定式’。非此即彼，非白即黑，不是百分之百正確，就是百分之百錯誤，不是革命，就是反革命。把不同意見、不同選擇極端化，隻承認‘你死我活’的絕對對立，不懂得、不接受‘對立物互相滲透、補充’的觀念”；“三曰‘嗜殺’傾向。周作人說，不珍惜人的生命，盡量地滿足他的殘酷貪淫的本性，這在中國，是一個根深蒂固的遺傳病，帝王將相，學者流氓，無不傳染很深”。文章結尾還說了這樣一句：“周作人將‘知識分子’與‘帝王’、‘流氓’混為一談，自然是對知識分子的大不敬；但我以為這正說明他對知識分子的病症看得很準———至少是中國的知識分子。”不幸的是，現在已是21世紀初，也就是時隔近二十錢理群：《由曆史引出的隱憂》，《壓在心上的墳》，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頁140—141。
年後，這樣的不容異己的獨尊情結，這樣的二元論思維，以至嗜殺傾向，仍然纏繞著中國的知識分子，帝王的“霸氣”依舊，“流氓氣”更足：這真是病入膏肓了。
應該反省的，還有中國知識分子的“導師”情結，“國師”情結。本來思想、學術的本質、本職，就是永遠探索真理，不斷進行質疑；但中國的學者卻總有一種將自己的研究成果真理化的衝動，從不知自我質疑，因而習慣性地以真理的化身、真理的宣示者、壟斷者自居，以訓導芸芸眾生，引領國家為己任。由此產生的，是將一己一派的思想、文化、學術“國家意識形態化”的衝動，希望借助政治權力，消滅異己，使自己成為“正統”，形成“法統”，進而達到思想、文化、學術的“大一統”。而這也正是政治的“大一統”所需要的。
這樣，將政治權力引入文化關係，“政治主體性的越界”，就是不可避免的，在某種程度上，正是這些希望“一統天下”的知識分子所追求的。其結果，就正如王富仁所分析的，“從根本上破壞了中國大陸知識分子之間的平等競爭關係，紊亂了中國文化內部的秩序，使中國文化的發展受到了極大的破壞性影響”，從根本上喪失了作為思想、文化、學術生命的獨立與自由。即使是獲得了“主流”
地位的思想、文化、學術，也不過是政治的附庸，真正“一統天下”的是統治集團的意誌。中國的這些做著“國師”夢的知識分子似乎永遠不能懂得，或不願正視，中國的政治體製是永遠不會允許“國師”的存在的，他們需要的，隻是魯迅所說的“幫忙”、“幫閑”，以至“幫凶”，這些依附型的知識分子，隻能扮演這樣的角色。
“同存共棲”：重建思想、文化、學術的健全格局和秩序還應該指出，思想、文化、學術的獨尊，是一把雙刃劍，而且最終傷害的是自身。這是王富仁先生所總結的一個重要的曆史教訓：“當一個學術領域或一個學術派別，不再努力了解、理解、包容對立麵的合理性，並思考和回答對立麵向自己提出的質疑，這個學術領域或學術派別也就沒有了繼續發展的動力資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