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和包容：“新國學”和傳統“國學”的關係這樣，他的“新國學”就和傳統意義上的“國學”區分開來。首先是外延的擴大：傳統“國學”，始終把目光限製在“中國古代文化”的範圍內，而“新國學”
卻是強調所有“用漢語言文字寫成的學術研究成果，都應當包含在我們的學術範圍之中”，同時，“中華民族內部的各少數民族成員用漢語和本民族語言對本民族文化或漢語言文化進行的所有研究，理應屬於‘國學’的範圍”。概言之，王富仁是把“國學”理解為“由民族語言和民族國家這兩個構成因素構成的學術整體”，因此，他強調，他的“新國學”的概念，“不是規定性的，而是構成性的”，這正是“新國學”和傳統“國學”的內在的質的區別所在。傳統“國學”是有“先驗的規定性”的：不僅它是在“‘中—西’二元對立的學術框架中與‘西學’相對立的一個學術概念”，而且包含著一種先驗的價值評價，一種必須“戰勝”、“取代”以至“吃掉”對方的學術衝動。而這正是“新國學”所要超越的：它要避免絕對對立，希求建立“互動的學術體係”。因此，在王富仁的新國學體係學術生態的建設及其他351裏，他所說的“學院文化”、“社會文化”、“革命文化”，以及各自內部的各種派別，都是在矛盾、論爭中“同存共棲”的。———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也可以說，王富仁的“新國學”概念，對他自己所堅守的“五四”新文化、社會文化立場又是有所超越的，從另一個角度說，也是一種包容。這其實也正是他的“新國學”概念和傳統“國學”的關係：不是對立、取代，而是在其基礎上的超越和包容。
“新國學”的方法論：體係性重構這同時決定了他的研究方法的特點：強調全局的、宏觀的把握，著重於理論概括和整體歸納。而這樣的研究，在當下中國學術界也是最易遭非議，甚至是不合時宜的。其實，在80年代，也曾有過宏觀研究的熱潮。王富仁先生當時就是這一學術思潮的代表人物之一。我曾在一篇題為“我們所走過的道路”的文章裏指出，“宏觀、綜合研究的興起”是80年代“學科發展的內在要求”。但在90年代以來，“人們批評‘浮躁’，提倡‘沉潛’，強調‘繼承’，主張下力氣解決各學科的具體問題，這都是有意義和價值的”，但卻走向了另一個極端，一味沉湎於具體對象的“微末的細節”，顯示出一種“小家子氣”。記得在90年代末，王富仁先生就在《李怡著〈中國現代新詩與古典詩歌傳統〉序》一文裏提出批評，強調“總得有點理論深度，有個居高臨下的氣勢，有個囊括一切而又能分辨出其不同等級、不同個性的框架”。我也寫過一篇《我們欠缺的是什麼》的短文，予以呼應，提出“我們不但要培養錢鍾書這樣的大學問家，也要鼓勵有條件、有誌氣的年輕學者作‘建立不同層次的思想、學術體係’的努力”，以為這是事關中國文化、學術長遠發展的大局的。我們的呼喚自然引不起什麼反響。到了新世紀，屆於浮躁的學風的變本加厲，我也曾呼籲要加強學術研究的文獻工作，強調“史料的獨立準備”的重要，但我同時指出要有“獨立的理論與方法，獨特的眼光，強大的思想穿透力”，以史料見長的學者與以理論見長的學者，是應該互文載《中國現代文學叢刊》2004年第1期。
錢理群：《讀文有感·我們欠缺的是什麼》，《壓在心上的墳》，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頁196—197。
補的。但在現實中，學術界總是跳不出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結果就如王富仁先生在他的這篇《論綱》裏所說，人們依然把“史料的收集與整理”和“觀念的革新與理論的概括”對立起來，揚前而貶後，人為地將有不同的學術修養、追求，采取不同研究方法的學者分裂開來。我以為這也是“新國學”的概念遭到誤解的另一個重要原因。
在我看來，作為具體的學術觀點，“新國學”自然有許多可議之處，但其所提出重建民族學術“整體性”與“獨立性”，作“體係性”重構的任務，卻是非常重要而及時的，其方法論的意義是不可忽視的。
（二）
在基本弄清了王富仁先生提出“新國學”概念的原意的基礎上，下麵我想從自己關注、思考的問題的角度，談談“讀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