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會議，除了學術活動外，還要進行換屆選舉：一批年長的學者將要退出學會理事會，更多的中青年學者將進入學會的領導機構，這是我們學科發展的需要，也是學科發展後繼有人的表現。在這裏，我想特別表達自己的，我相信也是所有的代表的共同感情：這次退下來的各位學會的理事，常務理事，我們所尊敬的老會長嚴家炎先生，副會長朱德發先生、黃修己先生，都是我們的老師輩的學者，他們對撫育我們的成長，對學科的建設，對學會的健康發展，都作出了難以估量的貢獻。我們要對他們表示衷心的感謝與最大的敬意。而且更重要的是，我們一定要將前輩學者所開創的我們這個學科和學會良好的學風、會風，在新的曆史條件下加以繼承和發揚。記得唐先生曾將《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的刊風概括為“持重”二字，並且得到了王瑤先生的讚同。其實這也可以看作是我們這個學會的會風，它所昭示的是一種不為時尚所動的，踏踏實實地追求厚重的學術質量的，認真、嚴正而穩健的學術精神與風格。在學風日趨浮華的今天，自有其特殊的意義和價值。正是在這樣的會風的熏染下，形成了嚴家炎先生在開幕詞上所特意強調的非常“正”的學術風氣。
這裏，我想談談自己的體驗：我的一生最大的幸運，就是在曆經艱難之後進入了現代文學研究領域，二十多年來，不管外在的環境怎樣變化，我所在的小的學術環境，特別是現代文學研究的學術界，始終保持了一種良好的學術氛圍：在老、中、青三代人之間，在同代人之間，盡管存在著這樣、那樣的思想觀念、學術觀點與學術追求的分歧，也有過爭論，甚至自覺、不自覺的學術競爭，但都限於學術範圍，而絕不會在“學術外”下工夫，而且都盡可能地互相支持，合作；這樣，我們就可以（事實上也是如此）“一心撲在學術上”，而不用分心於人事的糾紛，幾乎沒有任何的內耗。我以為這是我們這一代在學術上普遍得到較好的發展的一個極其重要的原因。我自己更是在每遇到似乎過不去的困難時，總是能夠從現代文學界的三代學者中得到及時而有力的理解與支持，使我“有驚無348中國現代文學史論險”地度過了一個個生命與學術的難關。每想到這一點，我都會對前輩學者、同代學友及年輕朋友（恕我不一一列出他們的名字），懷有說不出的感激之情。
我和大家一樣都非常珍惜這樣的學術環境，越是外在的大的學術環境日趨惡劣，越是希望我們現代文學研究的小環境，能夠竭力保持這樣的“正”的風氣，這是前輩們為我們開創的傳統，我們應該有責任，也有條件將其堅持下去，這也是我前麵所說的“學術堅守”的一個重要方麵。———衷心地希望這次年會能夠成為這樣的“學術堅守”的新的開端。我的講話完了，謝謝大家。
2002年10月23日講，11月7日整理學術生態的建設及其他349學術生態的建設及其他———讀王富仁《“新國學”論綱》（一）應該說“新國學”的概念，是很容易被誤讀的。我自己就曾經望文生義地認為，王富仁先生提出“新國學”，就是要站在他一貫堅守的“五四”新文學的立場，對傳統“國學”進行“新”的研究與闡釋，以和“新儒家”區別開來；我是讚賞他的這一努力的，隻是因為不在興趣範圍之內，也是自己的學力所不及，就沒有給予更多的關注。而一些年輕朋友卻從另一個角度提出懷疑，以為這意味著王富仁先生從原有的新文學、新文化立場有所倒退。
但這都是誤解，而且是不應有的。因為隻要認真讀一讀王富仁先生的這篇《“新國學”論綱》，這些想當然的“理解”就會不攻自破。可悲的是，我們卻不願意沉下心來讀原文原著，弄清提倡者的原意，而隻憑借“想當然”而妄加猜測與評論。
“新國學”：重建中國學術的整體性和獨立性《論綱》早就開宗明義：“新國學”“它不是一個新的學術流派和學術團體的旗幟和口號，而是有關中國學術的觀念”。這就是說，王富仁提出“新國學”的王富仁：《“新國學”論綱》，《新國學研究》第1輯，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頁1。以下引述王富仁的意見，均見此文，不再一一注明。
概念，並不是站在某一個學術流派的立場上，而是立足於“中國學術”的全局發表意見。作為一個學人，王富仁當然有他的學術立場，如他在許多文章中所表露的，他是堅定的“五四”新文學派，用他在本文中提出的概念，他是屬於“魯迅、周作人為代表的社會文化派”的；而且在我看來，這一立場是不會變的，就在這篇《論綱》裏，他也強調“沒有五四新文化運動，就沒有中國現當代學術存在的依據，也沒有我們這些從事學術研究的知識分子的存在依據”。但維護五四新文化運動傳統，卻不是他的《論綱》的任務。他提出“新國學”，是要重建中國學術的“整體性”和“獨立性”：這是他的“新國學”的兩個基本概念。因此，他所謂的“國學”，“顧名思義，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文化和學術”，是“中華民族學術”的同義語。他給自己規定的任務，是將“國學”（“民族學術”）內部，長期被視為“勢不兩立”的各個派別，“聯係為一個整體”，建立一個“超越性價值標準”，也就是“在一個更大的統一體中”，建立“自我和自我對立麵共享的價值和意義”。王富仁說：“我把參與中國社會的整體的存在與發展的中國學術整體就視為我們的‘國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