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應該看到，中華中心主義在中國是有深厚基礎，包括民眾基礎的。我曾經說過，中國傳統中有兩個最不好的東西，一個是對內的專製主義，一個就是對外的中華中心主義。在這樣的基礎深厚、來勢洶洶的思潮麵前，我們，作為學者，知識分子，必須保持清醒，也要有自我警戒：討論“亞洲性”、“東亞性”問題，強調不同於西方價值的東方價值，中國價值，在這全球化的時代，麵對西方霸權主義，無疑是有重要意義的；但也要看到這樣的討論的限度，應該是有分寸的，如果強調得過分，並且和西方價值決然對立起來，那就有可能助長中華中心主義的泛濫成災。當然，這樣的分寸並不好掌握，有時就會陷入兩難境地。
周作人這一時期的思想中，另一個引人注目點，是他的“儒家人文主義”。
如木山先生所說，他的這一思想最早源於“五四”之後他在《生活之藝術》中提出的對中國傳統的重新評價：“中國現在所切要的是一種新的自由與新的節製，去建造中國的新文明。也就是複興千年前的舊文明，也就是與西方文化之基礎之希臘文明合一了。”這裏實際包含著在文化選擇上的兩個重大變化。本來“五四”新文化運動有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它一方麵顯然受西方文藝複興運動的深刻影響，是一次自覺的啟蒙運動，但它所采取的策略，卻不是舊文化的“複興”，而是對傳統文化的全麵批判，對西方文化的全麵引入和吸取；現在，周作人提出要“複興千年前的舊文明”，顯然是試圖對“五四”的文化選擇作出某種調整。另一方麵，“五四”新文化運動引入西方文化，是要糾中國傳統文化之偏，因此所突出與強調的，自然是兩者的差異，而現在，周作人所發現與注重的，卻是中國文化之源的儒家文明與西方文化基礎的希臘文明之同，追求東、西方文明的“合一”。更值得注意的是，周作人作為“五四”新文化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當然還是要和要求全麵回歸傳統的複古派保持距離，就像木山先生所指出的，他提出“儒家人文主義”，是“寄托於由複古而獲得再生之構想的中國自身的現代化理想”。也就是說，在周作人的“儒家人文主義”那裏，“複古”隻是手段，最終還是要“再生”，要追求中國的“現代化”這一“五四”那一代人，以及以後幾代人的“理想”。因此，他所采取的策略也是中、西“合一”，既是“儒家”，又是“人文主義”，這本身即是一個嫁接，既不是複古，也不是全盤西化，也可以說是儒家思想的現代轉化吧，它實際上是開了“新儒家”的先河的。這樣一個“現代新儒學”，在今天人們尋找一條既和世界文明的發展有著共同的方向，又具有民族特色的現代化道路時，無疑是可以作為一種重要的思路，重要的麵對我們共同的困惑341資源的。我想，木山先生提出周作人的“儒家人文主義”“作為思想的可能性”
的用意，大概就在於此吧。
不過，我還是有些疑慮。這是因為這些年我看到了許多這樣的嫁接：曾有過“儒家資本主義”，而且一度被說成是亞洲“四小龍”崛起的重要原因，不過後來又有人說不是這麼一回事；最近又有人在提倡“儒家社會主義”，更有人鼓吹要建立“以儒教為國教，政教合一，儒家共同體專政的儒化國家”。這背後都有一個共同的目標，就是要將儒家政治化，意識形態化，以至宗教化，賦予其以意識形態專政的功能。這就不僅是複古，而且距離現代化的目標越來越遠了。
坦白地說，對以上我們所討論的問題，我都沒有完全想清楚。正像木山先生經常感到“猶豫不決”一樣，我也經常猶豫不決，包括要不要作今天這樣的發言，我也猶豫不決。以至發言整理出來，要不要發表，我都是猶豫的。這大概正是我和木山這樣的願意正視現實、希望追尋曆史真相的學者所共同感到的困惑吧。這大概也是周作人所說的“共苦”，是不是也屬“東洋人的悲哀”？“吾與爾猶彼也”，“你即是我之感”：木山先生非常認同周作人的這一“共苦”觀。那麼，我今天發言的題目也可以叫作“麵對我們共同的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