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重要的是，周作人對他的“失敗主義式的反抗”的實踐（這也是這一時期周作人最為強調的，即前文已經提到的“道義的事功化”），完全走向他的主觀願望的反麵，一再地妥協，退讓，即使有“反抗”之心，也無反抗之“實”，並且事實上成為日本軍國主義對中國的“文化征服”的一個工具，一塊招牌：這正是周作人的悲劇所在。因此，作為一個中國學者，完全可以對周作人的“失敗主義式的反抗”懷有理解的同情，卻不能回避周作人的這一選擇的實踐所造成的曆史後果。也就是說，我們不能回避價值判斷問題：無論如何，周作人的“漢奸”汙名是去不掉的。
當然，這並不影響我們在那段曆史過去以後，在作出曆史的判斷的同時，對周作人命題中的“超越”因素，以更加心平氣和的態度來進行討論。超越民族國家的，強調民族文化同一性的，文化本位主義的民族主義，在這個全球化的時代，有沒有意義，如本書譯者趙京華先生所說，是否有助於我們“從單一的民族國家思維框架中跳出來”，“麵向未來”，進行新的思考，這都是可以、應該認真討論的。
這已經涉及木山先生在本書中所提出的第二個重大問題，也是我最感興趣的———（二）周作人的若幹命題“作為思想的可能性”
木山先生所討論的主要是周作人的兩個命題。首先是“東洋人的悲哀”。
木山先生在本書的《後記》裏特意談到了周作人的這一命題。在周作人看來，“東洋人的悲哀”是“中日文藝以至一切關係的正當基調”，他強調不能“以西洋本位的模擬為滿足”，還要“把那些英雄擱在一邊”，從“日本中部山村農民———或是農婦生活的實情”中，感受“東亞人共同的辛苦，發出愛與相憐之感情”。
我可以感覺到木山先生引述這些文字時，是動了感情，引起了共鳴的，因此，他說這裏有“遼遠的思緒”，“澄徹的思緒”，是可以“從內在的深層給我們以持久的刺激”。木山先生還說到“東洋人的悲哀”是周作人“日本觀之根底”，“這種情緒與清末革命運動中的泛亞洲主義連帶情感遙遙地連在一起”。這就使我想起了近年來在日本、韓國、中國大陸與台灣地區有一部分知識分子所討論的“亞洲性”、“東亞性”問題，其中也有試圖擺脫“西洋本位的模擬”狀態這一背景，是對木山先生所說的西方“市場資本主義稱霸世界”的一種應對，其現實和曆史的合理性是應該肯定的。
但這裏也會麵臨一些問題。首先就是木山先生所說的“彼此間原本缺乏如‘歐洲精神’那樣可能超越國界的共同理念”。我覺得似乎還有一個如何和日本軍國主義的“大東亞共榮圈”劃清界限的問題。“大東亞共榮”思想後來成為日本軍國主義的一個理論根據，其要害就是它內含著一種“文化中心”的觀念，即“以日本文化為中心”，那麼，日本要在東亞實行政治、經濟、軍事上的“全麵領導”，實現霸權，就是順理成章的。這就談到了本書所著重討論的所謂“反動老作家”事件，在我看來，其引起糾紛的關鍵其實就是一個“究竟是以中國文化，還是日本文化為中心”的問題。片岡鐵兵對周作人的討伐，他堅持日本軍國主義的邏輯，要求中國人民為“大東亞戰爭”作出犧牲，固然應該否定，但他看出了周作人的“文化反抗”的背後的“古老中國的超越的事大主義”，卻並非沒有道理。這是一個深刻的曆史教訓：我們今天來討論“亞洲性”、“東亞性”問題，必須對所謂“文化中心主義”保持警惕：無論是“日本文化中心”還是“中國文化中心”都不行。我這樣說，也並非無的放矢：在當下中國思想文化界就存在著這樣一個“中華中心主義”的思潮，已經有人在鼓吹要建立“以中國儒家思想為主要意識形態和社會價值觀念”的“價值共同體”和“利益共同體”，實際就是要建立包括東亞、東南亞、中亞在內的“中華文化圈”。而且應該看到，中國經濟上的“崛起”，北京奧運的舉辦，以及世界金融危機，在一些人看來，都是在為中華中心主義提供依據，於是，就更加“理直氣壯”地叫嚷中國要“拯救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