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重要的是,周作人對他的“失敗主義式的反抗”的實踐(這也是這一時期周作人最為強調的,即前文已經提到的“道義的事功化”),完全走向他的主觀願望的反麵,一再地妥協,退讓,即使有“反抗”之心,也無反抗之“實”,並且事實上成為日本軍國主義對中國的“文化征服”的一個工具,一塊招牌:這正是周作人的悲劇所在。因此,作為一個中國學者,完全可以對周作人的“失敗主義式的反抗”懷有理解的同情,卻不能回避周作人的這一選擇的實踐所造成的曆史後果。也就是說,我們不能回避價值判斷問題:無論如何,周作人的“漢奸”汙名是去不掉的。
當然,這並不影響我們在那段曆史過去以後,在作出曆史的判斷的同時,對周作人命題中的“超越”因素,以更加心平氣和的態度來進行討論。超越民族國家的,強調民族文化同一性的,文化本位主義的民族主義,在這個全球化的時代,有沒有意義,如本書譯者趙京華先生所說,是否有助於我們“從單一的民族國家思維框架中跳出來”,“麵向未來”,進行新的思考,這都是可以、應該認真討論的。
這已經涉及木山先生在本書中所提出的第二個重大問題,也是我最感興趣的———(二)周作人的若幹命題“作為思想的可能性”
木山先生所討論的主要是周作人的兩個命題。首先是“東洋人的悲哀”。
木山先生在本書的《後記》裏特意談到了周作人的這一命題。在周作人看來,“東洋人的悲哀”是“中日文藝以至一切關係的正當基調”,他強調不能“以西洋本位的模擬為滿足”,還要“把那些英雄擱在一邊”,從“日本中部山村農民———或是農婦生活的實情”中,感受“東亞人共同的辛苦,發出愛與相憐之感情”。
我可以感覺到木山先生引述這些文字時,是動了感情,引起了共鳴的,因此,他說這裏有“遼遠的思緒”,“澄徹的思緒”,是可以“從內在的深層給我們以持久的刺激”。木山先生還說到“東洋人的悲哀”是周作人“日本觀之根底”,“這種情緒與清末革命運動中的泛亞洲主義連帶情感遙遙地連在一起”。這就使我想起了近年來在日本、韓國、中國大陸與台灣地區有一部分知識分子所討論的“亞洲性”、“東亞性”問題,其中也有試圖擺脫“西洋本位的模擬”狀態這一背景,是對木山先生所說的西方“市場資本主義稱霸世界”的一種應對,其現實和曆史的合理性是應該肯定的。
但這裏也會麵臨一些問題。首先就是木山先生所說的“彼此間原本缺乏如‘歐洲精神’那樣可能超越國界的共同理念”。我覺得似乎還有一個如何和日本軍國主義的“大東亞共榮圈”劃清界限的問題。“大東亞共榮”思想後來成為日本軍國主義的一個理論根據,其要害就是它內含著一種“文化中心”的觀念,即“以日本文化為中心”,那麼,日本要在東亞實行政治、經濟、軍事上的“全麵領導”,實現霸權,就是順理成章的。這就談到了本書所著重討論的所謂“反動老作家”事件,在我看來,其引起糾紛的關鍵其實就是一個“究竟是以中國文化,還是日本文化為中心”的問題。片岡鐵兵對周作人的討伐,他堅持日本軍國主義的邏輯,要求中國人民為“大東亞戰爭”作出犧牲,固然應該否定,但他看出了周作人的“文化反抗”的背後的“古老中國的超越的事大主義”,卻並非沒有道理。這是一個深刻的曆史教訓:我們今天來討論“亞洲性”、“東亞性”問題,必須對所謂“文化中心主義”保持警惕:無論是“日本文化中心”還是“中國文化中心”都不行。我這樣說,也並非無的放矢:在當下中國思想文化界就存在著這樣一個“中華中心主義”的思潮,已經有人在鼓吹要建立“以中國儒家思想為主要意識形態和社會價值觀念”的“價值共同體”和“利益共同體”,實際就是要建立包括東亞、東南亞、中亞在內的“中華文化圈”。而且應該看到,中國經濟上的“崛起”,北京奧運的舉辦,以及世界金融危機,在一些人看來,都是在為中華中心主義提供依據,於是,就更加“理直氣壯”地叫嚷中國要“拯救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