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木山先生的方法，不僅是對“事件整個過程”的實證的考察與事件背後的“深層思想和心理動機”的極其周密、體貼入微的分析，而且還注意到周作人思想的一貫的內在一致性與聯係，進行曆史的追溯。於是就追溯到章太炎那裏去，說周作人“這位反政治的文化主義者”最終還是“無法超脫政治的清末民族主義所培育的那個自己”。也就是說，周作人是不可能沒有民族意識，“不可能與一般的民族主義完全背離”的，他是始終“欲站在中國民族思想感情”立場上行事的，即所謂“未免人間太有情”。其實，周作人自己也強調他和俞平伯那樣在民國成長起來的“非政治性一代”之間的差異。木山先生因此想到，俞平伯與周作人同處淪陷之下，卻最終沒有成為與敵合作者，是否與此有關呢？———這是木山先生論證的基礎。
木山先生同時又強調：周作人“在淪陷時期始終堅持以此來支撐自身的，不是作為意識形態的國家民族，而是‘中國民族’的文化同一性”。這就是說，周作人是超越了民族國家思維框架來思考民族主義的，是將“國家主義相對化”
的，他所堅守的，是一種強調民族文化同一性的“文化本位民族主義”。這是和當時大多數知識分子的認識，國民政府的意誌，共產黨的意識，以及民眾的意識都不同的另一種選擇。如木山先生再三強調，這是顯示了周作人的“異端性”
的。———這是木山先生的一個基本判斷。
木山先生又進一步指出，這樣的“文化本位的民族主義”有兩個基石。一麵對我們共同的困惑337是漢字：周作人“民族性的主張之基礎，築就於漢字這一具體而根本的層麵上”。二是中國傳統文化：周作人“從固有傳統中選擇一脈思想，並將中國民族精神中的同一性根據置於其上”，這就是“儒家人文主義”和民間、異端中的“禹稷精神”。木山先生指出，周作人對這樣的中國民族精神的同一性的堅守，本身就是一種“文化抵抗”，而且是“在實際行動的餘地已然被剝奪，自己亦放棄有實效之行動後形成的文化抵抗”，這就是所謂“失敗主義式的抵抗”。
我個人認為，木山先生這一分析，邏輯是嚴密的，是能夠成立的，而且是“貼近”周作人的立場的。周作人“巧妙圓熟的表現中”，“難以把握的真意”，被木山先生抓住了。這是很不容易，很見功力的，我從中學到了很多東西。
不過，我也有一點保留。我在《周作人傳》中談到，周作人在事敵以後，是不能不承受中國傳統對事敵者的譴責、唾棄的壓力的，他在“心靈深處越是拒絕必然的曆史評價，越是不能擺脫它所造成的陰影，越是需要用另一種評價，來與之抗衡，以取得心理的某種補償或平衡”。因此，在我看來，周作人在事敵期間，提出“倫理的自然化”、“道義的事功化”，以及他對“文化反抗”的強調，固然有其自身的真實性，但也確有著意突出、強化的方麵。這正是周作人的“表達”的複雜性，以及背後的心理動因的複雜性所在。我覺得木山先生的有些論述，給人以他似乎太相信周作人的自我表述，而多少忽視了他的自我辯解的成分的印象。當然，這並不妨礙木山先生論斷的成立，而我也不過是感覺而已。
我最想討論的是問題的另一層麵：在獲得理解的同情之後，還有一個“正視後果”的問題。當事人在作出曆史的選擇時，未必預知其後果；而研究者卻是可以，而且有必要依據其選擇的後果，即其實際作用，揭示當初的選擇的內在問題，並作出某種價值判斷。
其實，木山先生已經注意到了周作人的選擇的矛盾：周作人“因軍事上的必敗論之故不得已而依靠民族文化觀念”與“現實上受到危及的生活實體”之間是存在著“無法一致起來”的苦衷的。或者如木山先生在另一處所說，必然麵臨“精神”與“曆史”的“分裂”。我對於這樣的“分裂”的理解是：周作人試圖在精神上超越作為意識形態的國家民族，超越民族國家，而他所麵對的曆史現實，卻恰恰是這樣的意識形態的國家民族，民族國家是不能超越的。在中國整個國家、民族直接麵臨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與占領的情況下，中國人民的最大利益，就是在中國政府的領導下，實行最廣泛的民族動員，反抗侵略與占領，爭取民族3國家的領土的完整，政治、經濟、文化上的獨立與統一。在這樣的曆史條件下，維護以國民政府為代表的國家實體，具有絕對的正當性，作為意識形態的國家民族，也同樣具有曆史的合理性（盡管這樣的合理性也是有限度的，即使大敵當前，對國家主義也應保持警惕，否則會導致國家的法西斯化，但這樣的批判也是要有限度的），這都是絕對不能否認，也不能超越的。以這樣的立場來看周作人的選擇，他那種超越式的思維，放棄了經濟、軍事反抗的單一的文化反抗，可能具有思想、精神上的合理性，卻不具備現實和曆史的合理性。這就是為什麼魯迅一方麵也在批判國家主義，另一麵卻要堅持政治、經濟、軍事、文化上的全麵抗戰的原因。周作人與魯迅的區別也就在這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