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2章 海外現代文學研究(7)(1 / 3)

而木山先生的方法,不僅是對“事件整個過程”的實證的考察與事件背後的“深層思想和心理動機”的極其周密、體貼入微的分析,而且還注意到周作人思想的一貫的內在一致性與聯係,進行曆史的追溯。於是就追溯到章太炎那裏去,說周作人“這位反政治的文化主義者”最終還是“無法超脫政治的清末民族主義所培育的那個自己”。也就是說,周作人是不可能沒有民族意識,“不可能與一般的民族主義完全背離”的,他是始終“欲站在中國民族思想感情”立場上行事的,即所謂“未免人間太有情”。其實,周作人自己也強調他和俞平伯那樣在民國成長起來的“非政治性一代”之間的差異。木山先生因此想到,俞平伯與周作人同處淪陷之下,卻最終沒有成為與敵合作者,是否與此有關呢?———這是木山先生論證的基礎。

木山先生同時又強調:周作人“在淪陷時期始終堅持以此來支撐自身的,不是作為意識形態的國家民族,而是‘中國民族’的文化同一性”。這就是說,周作人是超越了民族國家思維框架來思考民族主義的,是將“國家主義相對化”

的,他所堅守的,是一種強調民族文化同一性的“文化本位民族主義”。這是和當時大多數知識分子的認識,國民政府的意誌,共產黨的意識,以及民眾的意識都不同的另一種選擇。如木山先生再三強調,這是顯示了周作人的“異端性”

的。———這是木山先生的一個基本判斷。

木山先生又進一步指出,這樣的“文化本位的民族主義”有兩個基石。一麵對我們共同的困惑337是漢字:周作人“民族性的主張之基礎,築就於漢字這一具體而根本的層麵上”。二是中國傳統文化:周作人“從固有傳統中選擇一脈思想,並將中國民族精神中的同一性根據置於其上”,這就是“儒家人文主義”和民間、異端中的“禹稷精神”。木山先生指出,周作人對這樣的中國民族精神的同一性的堅守,本身就是一種“文化抵抗”,而且是“在實際行動的餘地已然被剝奪,自己亦放棄有實效之行動後形成的文化抵抗”,這就是所謂“失敗主義式的抵抗”。

我個人認為,木山先生這一分析,邏輯是嚴密的,是能夠成立的,而且是“貼近”周作人的立場的。周作人“巧妙圓熟的表現中”,“難以把握的真意”,被木山先生抓住了。這是很不容易,很見功力的,我從中學到了很多東西。

不過,我也有一點保留。我在《周作人傳》中談到,周作人在事敵以後,是不能不承受中國傳統對事敵者的譴責、唾棄的壓力的,他在“心靈深處越是拒絕必然的曆史評價,越是不能擺脫它所造成的陰影,越是需要用另一種評價,來與之抗衡,以取得心理的某種補償或平衡”。因此,在我看來,周作人在事敵期間,提出“倫理的自然化”、“道義的事功化”,以及他對“文化反抗”的強調,固然有其自身的真實性,但也確有著意突出、強化的方麵。這正是周作人的“表達”的複雜性,以及背後的心理動因的複雜性所在。我覺得木山先生的有些論述,給人以他似乎太相信周作人的自我表述,而多少忽視了他的自我辯解的成分的印象。當然,這並不妨礙木山先生論斷的成立,而我也不過是感覺而已。

我最想討論的是問題的另一層麵:在獲得理解的同情之後,還有一個“正視後果”的問題。當事人在作出曆史的選擇時,未必預知其後果;而研究者卻是可以,而且有必要依據其選擇的後果,即其實際作用,揭示當初的選擇的內在問題,並作出某種價值判斷。

其實,木山先生已經注意到了周作人的選擇的矛盾:周作人“因軍事上的必敗論之故不得已而依靠民族文化觀念”與“現實上受到危及的生活實體”之間是存在著“無法一致起來”的苦衷的。或者如木山先生在另一處所說,必然麵臨“精神”與“曆史”的“分裂”。我對於這樣的“分裂”的理解是:周作人試圖在精神上超越作為意識形態的國家民族,超越民族國家,而他所麵對的曆史現實,卻恰恰是這樣的意識形態的國家民族,民族國家是不能超越的。在中國整個國家、民族直接麵臨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與占領的情況下,中國人民的最大利益,就是在中國政府的領導下,實行最廣泛的民族動員,反抗侵略與占領,爭取民族3國家的領土的完整,政治、經濟、文化上的獨立與統一。在這樣的曆史條件下,維護以國民政府為代表的國家實體,具有絕對的正當性,作為意識形態的國家民族,也同樣具有曆史的合理性(盡管這樣的合理性也是有限度的,即使大敵當前,對國家主義也應保持警惕,否則會導致國家的法西斯化,但這樣的批判也是要有限度的),這都是絕對不能否認,也不能超越的。以這樣的立場來看周作人的選擇,他那種超越式的思維,放棄了經濟、軍事反抗的單一的文化反抗,可能具有思想、精神上的合理性,卻不具備現實和曆史的合理性。這就是為什麼魯迅一方麵也在批判國家主義,另一麵卻要堅持政治、經濟、軍事、文化上的全麵抗戰的原因。周作人與魯迅的區別也就在這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