裏，一切反抗都被看作是“恐怖主義”。在中國國內，正像魯迅在《失掉的好地獄》裏所描述的：“一切鬼魂的叫喚無不低微，然有秩序，與火焰的怒吼，油的沸騰，鋼叉的震顫相和鳴，造成醉心的大樂，布告三界：地下太平。”魯迅在《這樣的戰士》裏說：“在這樣的境地裏，誰也不聞戰叫：太平。太平———。但他舉起了投槍。”但在現實的中國，卻隻見“太平”，沒有“戰士”。問題的嚴重性在於，是知識分子自己放棄了“戰士”的選擇，他們中的“先覺者”更是早已宣布“告別革命”。或許正因為如此，魯迅對“永遠的革命者”的呼喚，就正是切中時弊。
在我的理解裏，魯迅說的“永遠的革命者”也就是他所說的“真的知識階級”，其內涵有二：一是永遠不滿足現狀，是永遠的批判者；二是永遠站在平民這一邊。
在我看來，這是能夠為有良知的知識分子提供一個基本的價值立場的。
我還想強調為毛澤東所盛讚的魯迅的“硬骨頭”精神，這是作為“永遠的革命者”、“精神界之戰士”的魯迅，最重要的精神品質，而如毛澤東所說，“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寶貴的性格”。記得四十年前我寫的第一篇魯迅研究論文裏，曾將這種“硬骨頭精神”與“韌性戰鬥精神”兩者的結合稱為“東方風格”，這個觀點今天好像也還有意義。在我看來，魯迅的“硬骨頭精神”的實質，就是一種思想與精神的獨立自主性與主體性，這在當今全球化的時代，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實踐”問題
劉世鍾教授在她的論文中給魯迅與韓龍雲的“實踐”精神以很高評價，特別強調了魯迅式的精神界戰士最基本的特征就是他的實踐性，即“立意在反抗，指歸在動作”。劉教授認為，韓龍雲“思想中我們要重溫的現代價值”，主要的就是他的“基於現實解決首要課題的實踐家的形象”。劉教授以為魯迅與韓龍雲最可貴的，是他們“不停的實踐”精神：韓龍雲不停地出去尋找“君”；魯迅就332中國現代文學史論如“過客”那樣，為“前麵的聲音”所召喚，不停地往前走。———丸山升先生也是非常激賞魯迅這樣的“從沒路的地方踐踏出來”的尋路精神，這大概不是偶然的。
但回顧我們中國思想界與學術界，魯迅的實踐精神恰恰是被忽略以至貶斥的，這突出地表現在對魯迅後期的評價上。我們知道，正是在魯迅生命的最後十年，魯迅的實踐精神得到了淋漓盡致的發揮：一方麵他用雜文為武器，直接參與政治、思想、文化戰線的鬥爭，進行了短兵相接的戰鬥；另一麵又與反抗國民黨一黨專政的實際革命運動相配合，直接參與了群眾的抗議運動。但在某些中國知識分子看來，這都成了魯迅的罪狀，至少也是魯迅的“局限性”：魯迅的雜文戰鬥被看作是“意氣用事”，是“浪費才華”；魯迅與革命運動的結合竟被誣為“與極權合謀”。
這同樣不是偶然：它正是反映了當下中國相當一部分知識分子中的犬儒主義、偽清高、偽貴族主義的傾向，他們真的如魯迅在《傷逝》裏所描寫的那樣，被關在金絲籠裏，“麻痹了翅子，即使放出籠外，早已不能奮飛”，甚至是失去了行動的欲望與要求。正是這樣的精神委靡狀態，使中國知識分子不但在現實中國社會裏不能發揮應有的作用，而且在中國未來的社會變動中也將同樣無所作為。在我看來，魯迅的“立意在反抗，指歸在動作”的實踐精神，正是在這樣的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危機中，顯示出了它的特殊意義與價值。
在這個方麵，韓國學者，韓國知識分子所依然保持的對信仰追求的執著，魯迅式的革命戰鬥精神、實踐精神，是特別值得我們學習的。因此，在這次會議上，我得以見到將魯迅實踐精神介紹到韓國，並且身體力行的韓國變革意識運動的先驅李詠禧先生，我是既感榮幸，又深覺慚愧的。作為魯迅家鄉的中國知識分子，以及中國學術界，包括魯迅研究界，真應該好好反省一下自己。但願這次“中韓魯迅研究對話”，能夠成為這種反省的一個契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