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我更為警惕的，是木山先生說的“排他性”的極端民族主義、國家主義、中華中心主義，這樣的極端民族主義、國家主義、中華中心主義已經成為一個重要的危險，而且在年青一代中特別有影響。在準備這篇發言的時候，我正好讀到《粵海風》2008年第5期的一篇文章，題目叫“民族主義與當代中國的精神需要”（趙瑞），我覺得講得很有道理，無妨在這裏作一個介紹。作者認為“精神信仰危機是極端民族主義泛濫的根源”，並作了這樣的分析：“社會轉型期的複雜矛盾積累了大量不良情緒，加之舊的價值體係崩潰，新的價值體係尚未建立，造成信仰危機的真空，以致不良情緒得不到緩解和釋放，使中國社會成為孕育極端民族主義的溫床”，因為“民族主義會凝聚更多的精神需求，成為人們發泄情緒，尋求歸屬感的唯一途徑”，而“在強烈的精神依賴之下，走向狂熱是必然的”。這樣的極端民族主義必然表現出兩個特點，一是“帶有明顯的情緒宣泄特征，往往是完成情緒宣泄後銷聲匿跡，等待下一次的噴發，從而呈現出間隙性噴發的外貌”，二是“語言和行為暴力，辱罵，恐嚇和抵製，是中國民族主義的主要表現形式”。———在我看來，這些分析都是十分到位的。
我要補充的是，這樣的極端民族主義、國家主義、中華中心主義是現行體製所需要的，正是為了要填補價值的真空、信仰的缺失，早已經宣布帶有強烈的國家主義、中華中心主義色彩的“愛國主義”為核心價值，並以此取得統治的合法性。當然，對極端民族主義的破壞性和易起易落也是有警惕的，因此，在鼓勵的同時又加以控製，並且用不斷製造“全民狂歡節”的方式來避免其“間隙性”。
我們不能低估這樣的鼓勵與控製的有效性，特別是對根本不了解曆史的年青一代的影響。在當代中國，這樣的打著愛國主義旗號的國家主義、中華中心主義思潮實際占有主流地位，而且在民間社會也有廣泛影響，這絕不是偶然的。
如果考慮到這樣一個背景，那麼，木山先生的著作此時介紹到中國，可能是不合時宜的，記得前幾年柏楊先生的《中國人史綱》介紹到大陸來，我也說過類似的話。但我同時又指出：“但它的意義也正在這裏。”木山先生的書大概也是這樣：它將迫使我們思考，以更加複雜的態度來審視民族主義，思考“國家，民族，文化和個人的關係”。在20世紀40年代，這樣的關係的鏈條“達到了緊張的極限”，今天其實也是如此。
以上，算是我對木山先生寫在書前的《致中國讀者》的一個回應。
下麵，我準備就木山先生書中所提出的兩個重要命題，談談我所受到的啟示。
（一）木山先生提出的“周作人之失敗主義式的抵抗”問題這裏，有兩個層麵的問題。首先，“周作人之失敗主義的抵抗”這一命題是否成立，應如何看待？
這是木山先生給自己定的目標：“試圖盡可能貼近周作人的立場，而對事件的整個過程予以重構。”———這大概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要“設身處地地去理解”的意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