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7月2—3日
麵對我們共同的困惑
———在木山英雄著《北京苦住庵記》座談會上的講話我讀本書，首先關注的，是木山先生《致中文版讀者》中談到的他麵對周作人這樣的研究對象的複雜感情：他的“新鮮的感動與驚訝”，他的“矛盾”與“承擔”，他的“貼近”、“重構”與“安魂”的研究目標，他的“一言難盡”，以及“猶豫不決”。———這是一切真正的學者麵對複雜的曆史，必然有的困惑心態；何況又是周作人這樣的一個更為複雜，更容易牽動民族感情的研究對象。
作者希望“以更自由的心態來閱讀周作人”。我要說，這“自由”是很困難的。周作人把我們大家都置於尷尬，我們有太多的“負擔”。對木山先生來說，一方麵是對“知日家”的周作人的感動、驚訝與親切；另一麵是周作人的“失敗”
的選擇和命運，又連結著自己作為日本公民而負有侵略戰爭之共同責任、承擔。
而我們中國學者，也同樣如此：一方麵，周作人是我們最為珍貴的“五四”傳統的開創者之一；另一麵，他在民族危難時期的選擇，卻對我們民族以及我們自己都造成了傷害。這背後也同樣有一個對中國自身曆史和自我的認識問題。木山先生以及我們中國學者兩方麵所感到的困惑，同時也形成了對話的某些隔閡，這是我們必須正視的。
但我又對木山先生提出的“今天是否具有不存在隔閡地進行對話的條件”
問題感到興趣。木山先生說，我們應該“直麵毫不留情的‘全球化’趨勢與單個國家的民族情緒之排他性高昂所造成的惡性循環”。我同意這樣的分析：一方麵，全球化帶來了超越國界，超越國家主義、民族主義的新思維；另一方麵，同樣是全球化又強化了“單個國家的民族情緒”，以致造成了“排他性的高昂”，這確實是我們今天所麵臨的兩種都是由全球化引起的，相互關聯的潮流。據我的觀3察，圍繞著北京奧運會的召開，這兩股潮流都有突出的表現。北京奧運會的口號是：“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它使中國老百姓，特別是中國的年青一代，對“地球村”的概念有了親身的感受，開始有了超越於狹隘國家主義、民族主義的全球性的眼光與思維。我想舉一個小小的例子：在這次奧運會上“國際中國軍團”得到了中國觀眾的充分理解與歡迎，郎平領導的美國排球隊打敗了中國姑娘，卻同樣贏得了中國觀眾，特別是年輕觀眾的熱烈喝彩，這在過去是不可想象的：當年何智麗代表日本打敗了中國乒乓球運動員是曾經引起全民公憤的。
這大概是能夠說明，中國老百姓，特別是年青一代在“全球化”趨勢下，觀念、思維、情感的一些變化吧。但我們更不可忽視的，是北京奧運會所激發起來的中國民族情緒新一輪的高漲。當然，對這樣的民族情緒高漲是應該有分析的，正當的民族自豪、自尊感是應當肯定並珍惜的，但也不可否認，其中也攙雜著木山先生所說的“排他性”的極端民族主義（我更願意稱為“國家主義”），這是我們必須警惕的。這樣的極端民族主義、國家主義其實這些年一直存在，這裏也舉一個例子：我幾乎在每一次有關魯迅的演講中，都會有年輕人向我提出魯迅“是不是漢奸”的問題，其“理由”無非是魯迅在日本侵略中國的情況下，還提出要向日本學習，魯迅始終堅持批判中國自身的弱點，包括中國國民性，批判中國的民族自大、中華中心主義。魯迅批判“愛國的自大”，在一些人看來，就是“不愛國”。
應該承認，麵對這樣的兩種潮流，我這樣的知識分子也陷入了極大的困境。
我對這兩種潮流中內含的“全球意識”與“民族意識”都有認同的方麵。這就是說，在全球化的時代，我們的觀念、思維，當然應該超越單個的國家、民族，而要有全球、世界的眼光，而且要對“國家至上”的國家主義持一種批判的態度———其實，這樣的世界眼光和對國家主義的批判本身就是“五四”開創的傳統；明年就是“五四”九十周年，我們是應該繼承和發揚這樣的傳統的。但在另一方麵，我們在全球化時代又遭遇到木山先生所說的“市場資本主義稱霸世界，又無有效替代”的問題，麵對國際霸權主義，我們又不能沒有自己的民族立場，而且必須維護國家的主權與國家利益。但在我看來，或者說我總是如此警戒自己：無論是“全球意識”，還是“民族意識”，都應該是有限度的，兩者之間要有一個相互製約的張力。因此，就必須警惕將“全球意識”推向極端，變成對民族意識的根本否定，以致認定“全球化就是西方化”；同時又要警惕將“民族意識”極端麵對我們共同的困惑335化，走向“國家主義”和“中華中心主義”。於是，就必須兩麵作戰，就像魯迅說的那樣，要“橫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