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看《由〈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統一戰線問題〉手稿引發的思考》中“晚年魯迅與馮雪峰的作用”一節的有關分析，《魯迅·革命·曆史》，頁272—276。
構建“能承擔實際曆史重負的強韌曆史觀”323都是非常獨到而有啟發性的。
學術研究中的邊界意識
在最後結束我們的討論時，有一個問題，是不能不提及的，就是丸山先生學術研究的邊界意識，即對任何一種研究方法（包括他自己倡導的研究方法），在肯定其價值的同時，對它的適用範圍、程度，可能存在的問題，以至陷阱，都有一個清醒的分析。
比如，我們在前麵的討論中，一再說及丸山先生的研究，有著很強的現實感，很強的問題意識：無論是日本的問題意識，還是中國的問題意識。但他自己卻這樣提醒人們注意：“現實的問題意識固然是視‘史’如生的重要因素，但也不能過於先行，如果隻在這樣的框架裏看待曆史，還是會忽視具有複雜麵貌的曆史的其中一部分”，他說：“這是一個看待曆史的視點問題。”他顯然主張多角度的視點，對曆史“複雜麵貌”的任何遮蔽，都是他所擔心的：他追求的是現實感與曆史感的統一。
再比如，在論及日本左翼學者的魯迅研究時，丸山先生談到了“意識形態和階級立場等所具有的優點和危險的兩麵性”，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命題。它不僅可能反映了同是左翼知識分子的丸山的自我警戒，或許還有更普遍的意義：實際上任何研究和研究方法，都是具有“優點和危險的兩麵性”的，這就是人們通常所說的：任何獨特性，同時也是一種局限，一切意義和價值都是在一定限度中得到呈現。一個學者，能夠經過長時間的努力，形成自己獨特的觀念、方法，獨特的研究個性，是很不容易的；同時又能清醒地認識自身的局限，就更不容易，應該說，這是學術研究的更高境界。或許這是丸山先生的研究和學術追求，對我們最具啟發性之處。
2005年12月23、24日，2006年5月2—6日整理、補充《魯迅的“第三種人”觀》，《魯迅·革命·曆史》，頁284。
《日本的魯迅研究》，《魯迅·革命·曆史》，頁330。
在木山英雄《文學複古與文學革命》出版座談會上的講話（2004年10月29日）我的研究是跟著木山先生，跟又跟不上，整個都差二十年。他研究《野草》，我跟他差二十年；他研究周作人，我也跟他差二十年。這裏有年齡的問題，還有環境的問題。這二十年，不僅是時間的，還是空間的。不過我覺得真正的差距在研究思路，這個問題說起來頗為複雜，今天不談，我想談談對他的學術的理解。
我覺得木山先生的研究，是以周氏兄弟為中心，向上追根溯源到章太炎，向下研究到周作人、魯迅後麵所謂繼承人那一批，研究聶紺弩這些人。當然還有一個比較重要的，就是廢名。所以我以前私下建議，在這裏又公開建議，希望木山先生能把廢名的研究寫出來。我曾經跟他說過，廢名的《莫須有先生傳》、《莫須有先生坐飛機以後》，我們都讀不懂，大概隻有你能夠對廢名這兩部著作作一個解讀。木山先生把這個完成以後，可能我們對他的研究會有一個更全麵的了解。
我對木山先生的著作很有興趣，實在說，我是關注著作中的人。木山先生給我的印象，是從生活到學術，都是性情中人。從生活上他是性情中人，從學術上他是性情中人做學術，我理解這是他最大的特點。他憑性情寫作，他和他的研究對象之間有著很纏繞的關係，我很感興趣的就是這一點。他實際上研究的是魯迅、周作人、章太炎三者之間的纏繞關係。其實木山和魯迅、周作人、章太炎之間也有這種纏繞關係。從另一個意義上說，木山先生是很容易被別人誤會構建“能承擔實際曆史重負的強韌曆史觀”325的，因為他思想的獨特性和他的獨特的表達。比如，人們很容易覺得木山和周作人比較親近，和魯迅就好像有一點不那麼親近，實際上不是這樣的，至少沒有這麼簡單明快。他跟周氏兄弟，還有章太炎三個人之間的關係是非常複雜的，而我覺得這一點是非常有意味的。我讀他的文章其實是一邊讀其文一邊想其人，一個日本的學者，和中國的這幾個人之間的這樣一種關係，我覺得是最有魅力的地方。而且我覺得對我們的研究，最有啟發的也是這個，特別是我們現在的研究越來越技術化的時候，他的這種“背後有人”的研究，對我來說，有更大的觸動。關於木山和三個很不簡單的中國人之間的關係，我有些想法，可以開一個專題。不過今天時間不多，我就不說了，而且當著他麵講也不大好。
“魯迅”的“現在價值”
———在“中韓魯迅研究對話”會上的講話我本不敢來參加這次會議，因為“現代東亞語境中的魯迅研究”是一個我所不熟悉的題目。我的研究（包括魯迅研究）曆來比較關注中國的國內問題，不大關注東亞、國際問題，這就不能將中國國內問題放到全球、東亞問題的視野下來加以考察，這自然是一個很大的缺陷。是“911”事件，或者說是在此之前的科索沃事件，促使我關注東亞和國際問題，但也隻是開始，因此未能滲透到魯迅研究中去。這次我要談的，可能仍是偏重中國問題，不過已與東亞、國際問題有關了。而我這一點“有關”，也是受到韓國同行的啟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