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講三個問題。
（一）“魯迅是誰？”
這似乎是一個不成問題的問題。魯迅當然就是中國的周樹人，我們講魯迅，就是講他的思想，他的文學，他的實踐。但讀了韓國朋友的文章，我又有了新的思考：把“魯迅”僅僅看作是魯迅（周樹人）是不夠的，應該擴大我們的視野。
這裏有兩個值得注意的現象。
二十世紀的思想與文學發展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它的世界性。其表現形態有兩種，一是相互影響性，一是平行性。所謂“平行性”，就是說，由於麵對著共同或相似的問題，就會有共同或相似的思考，“不約而同”地提出某種具有內“魯迅”的“現在價值”327通性的思想，產生具有可比性的文學。這正是比較文學研究能夠成立的原因，並有了這樣的題目：如“魯迅與韓龍雲”、“魯迅與金誅瑛”，以至“魯迅與西方存在主義”、“魯迅與卡夫卡”等等。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我們所說的“魯迅”，是指一批具有思想與文學相通性的二十世紀世界，特別是東亞國家的思想家、文學家，如柳中夏教授所說，他們是“相互照射的鏡子”，他們的文本是以作“互文解讀”的。
另外還有些二十世紀世界的思想家、文學家，特別是東亞國家的一些思想家、文學家，他們或者不同程度地受到魯迅影響，但又以自己的獨立創造豐富、發展了魯迅的思想與文學，他們或者是魯迅的研究者，卻麵對自己時代與民族的問題，闡釋魯迅，又接著魯迅往下說，也同樣豐富與發展了魯迅的思想與文學。日本的竹內好就是這方麵的傑出代表，他所創造的“竹內魯迅”，在某種程度上是可以視為“從魯迅出發的竹內好思想”的，同時也理所當然地成為“魯迅”遺產的有機組成部分。
因此，我們這裏討論的“魯迅”，是“符號化”的魯迅，我們講的“魯迅遺產”，主要是指魯迅和同時代的東方，特別是東亞國家的思想家與文學家共同創造的二十世紀東方思想、文化、文學遺產，它是“二十世紀中國與東方經驗”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提出並突出“二十世紀中國與東方經驗”是基於這樣的現實：“最近二十年，特別是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在中國思想界和學術界盛行著兩種思潮：或者認為中國的問題是在‘割裂了傳統’因而主張‘回歸儒家’；或者以為對西方經驗，特別是美國經驗的拒絕，是中國問題的症結所在，因而主張‘走英美的路’。把目光轉向中國古代，或轉向外國，而且限於西方世界，特別是美國，卻恰恰忽略了‘現代（二十世紀）和中國’，即使是討論現代中國學術和文學，也是偏重於親近中國傳統文化和西方文化的那一部分學者與作家。這樣，真正立足於中國本土現實的變革，以解決現代中國問題為自己思考的出發點與歸宿的思想家、文學家、政治家反而被排斥在研究視野之外。”（《科學總結二十世紀中國經驗》）328中國現代文學史論（二）為什麼要提出“魯迅”的“現在價值”問題？
回答簡單而沉重：因為魯迅的“現在價值”成了問題。
我在一篇講述魯迅“遠行以後”的命運的文章裏，有這樣的描述———“這一切，都發生在80年代末那場震驚世界的曆史風波之後———魯迅運交華蓋，突然變得不合時宜。
風行一時的新保守主義者反省激進主義，把‘五四’視為導致文化大革命的罪惡源頭，魯迅的啟蒙主義變成專製主義的同義詞。
悄然興起的國學風裏，民族主義者，還有新儒學、新國學的大師們，鼓吹新的中國中心論，自然以魯迅為斷裂傳統的罪魁禍首。在某些人的眼裏，魯迅甚至免不了漢奸之嫌。
號稱後起之秀的具有中國特色的後現代主義者，視理性為罪惡，以知識為權力的同謀，用世俗消解理想，告別魯迅就是必然的結論。
用後殖民主義的眼光看魯迅那一代人，他們的改造國民性的思想，魯迅對阿Q的批判，不過是西方霸權主義的文化擴張的附和。
自由主義鼓吹‘寬容’，炫耀‘紳士風度’，對‘不寬容’的‘心胸狹隘’的魯迅，自然不能寬容，他被宣判為極權統治的合謀。
還有自稱‘新生代’的作家，也迫不及待地要‘搬開’魯迅這塊‘老石頭’，以‘開創文學的新紀元’。
這是一個饒有興味的思想文化現象：在90年代的中國文壇學界，輪番走過各式各樣的‘主義’的鼓吹者，而且幾乎是毫無例外地要以‘批判魯迅’為自己開路。”
這樣的情況，在二十一世紀初仍在繼續。
因此，在當代中國，研究魯迅，言說魯迅，傳播魯迅思想與文學，就具有某種“文化反抗，文化堅守”的意味。我讀韓國朋友的魯迅研究論著，也多少感覺到這樣的意味。因為在這個美國霸權主義、單邊主義猖獗的世界，魯迅所參與創造的二十世紀東方思想文化遺產，同樣顯得不合時宜；“魯迅”的“現在價值”問題，不僅是中國的，也是東方國家、以至世界的思想、文化學術界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