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統一戰線問題〉手稿引發的思考》，《魯迅·革命·曆史》，頁275—276。
構建“能承擔實際曆史重負的強韌曆史觀”321使得丸山的研究具有鮮活的生命氣息，強烈的曆史可觸感：在他的字裏行間，完全可以感覺到曆史的一呼一吸，脈搏的一跳一動，那樣的細致入微，絲絲入扣：這是真正體現了文學史研究的魅力和活力的。
這裏有一個如何看待和處理曆史運動背後的社會、政治、經濟動因與個人因素之間的關係的理論問題，也是丸山的研究所要著力解決的問題。他一方麵反對“把各種各樣的個人的思想、理論問題”全部還原為政治“路線問題”，把“個性和思考方法的差異”“直線式”地同社會、政治、經濟的動因相連接，那會忽視曆史運動是“由活生生的人來擔當，存在於現實中的人的無數實踐”，這是不能完全還原、簡化為路線這類政治問題的。但同時也要追問“個人動機”背後的“思想和政治根據”，也不能把問題還原為與社會、政治因素“相割離的個人的惡的秉性、意圖”，“那麼就既不能實現對問題的批判，也無法把握中國變化的法則，隻能淺薄地終於對取代‘惡’的良善‘本質’這一幻想的追求的不斷幻滅”。———這樣的思考與總結都是有重要的理論與實踐意義的。
逼近“生動的曆史現實”
這是一個常識：現實是無限豐富與生動的；而理論就不免是蒼白的。那麼，處於兩者之間的曆史研究與敘述，是否有可能逼近“生動的曆史現實”
呢？———這正是丸山先生和一切有追求的曆史學家所要探討的。④於是，我從丸山先生的以下思考中得到了很大啟示。
丸山先生指出：“曆史也告訴我們，在某一時間點上僅是毫厘之差的事物，卻意外地具有深刻的含義，從而可在另外一種狀態下導致重大的差異。”他又說：“我想把晚年魯迅的思想、文學用其整個人格，用包羅了他想法的細枝末節的生存形態來把握。”⑤丸山先生還談到：“對於人來說，除了大環境之外，小至④⑤《作為問題的1930年代》，《魯迅·革命·曆史》，頁199。
《作為問題的1930年代》，《魯迅·革命·曆史》，頁197。
《關於周揚等人的“顛倒曆史”》，《魯迅·革命·曆史》，頁179。
《魯迅的“第三種人”觀》，《魯迅·革命·曆史》，頁285。
《由〈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統一戰線問題〉手稿引發的思考》，《魯迅·革命·曆史》，頁275、273。
個人的日常生活，還有無數小環境。將小環境下作出的選擇累積起來，在某種方麵就會具有決定大環境下選擇的力量。倘若隻討論大環境下的選擇，無視小環境中的猶疑，或至少前者未得到後者充分鋪墊的話，文學，就會變得粗糙。”———這裏，對“細小差別”、“細枝末節”、“小環境”在文學史研究中的意義的重視與強調，是非常引人注目的。這背後其實是隱含著對人的瑣細而具體的“日常生活”的曆史意義與價值的看重：這裏也有一個曆史觀的問題。我從中還感悟到日本學者的特殊優勢：他們對人性和曆史的精微處的細膩把握，是我十分感佩的。因此，我特別注意丸山先生的這一批評：如果忽略了曆史細節，文學及其曆史敘述，就太“粗糙”了。這是擊中包括我在內的中國學者的研究的要害的。誠如丸山先生所說，我們太熱衷於宏大敘事，“往往把作家在大環境下的選擇密封於‘曆史必然’中”。———“宏大敘事”，對大環境的關注，本身都自有其意義，我們的問題是太“熱衷”，並且因此而忽略了小環境與曆史細節。
丸山先生正是期待，在這兩者的張力中來實現對中國現代文學的“更深更廣”
的把握與描述，這樣“才會明確地呈現出自身立體的構造，而不再是中國革命史的翻版，或反過來，僅作為現象的作品和流派的羅列”。丸山先生還有一個很有意思的發現：“當我們探討中國現代思想、理論問題時，會發覺它往往並不單純是思想、理論問題，而與具體的、濃鬱的個人間的問題相重疊，而且當事人有時強烈地意識到後者。”丸山先生說他因此而常感到“困惑”。這是可以理解的：在中國這樣的人治國家裏，人事關係對中國人的生活幾乎是起了舉足輕重的作用，所有的中國問題，最後都會轉化為非常複雜、糾纏不清的人事問題：這正是一般外國學者所難以把握的。不過中國學者（比如我自己）雖然深知於此，卻也見怪不怪，並不去深思其背後的學術問題。丸山先生卻把它作為中國現代文學史、思想史研究中的一個方法論提了出來，強調把握這樣的“人際關係”，以及處在人事糾葛中的人的心理狀態，是進入曆史現場，理解曆史當事人的思想、選擇與彼此論爭的一個不可忽視的方麵。④———這④《從蕭乾看中國知識分子的選擇》，《魯迅·革命·曆史》，頁229。
《從蕭乾看中國知識分子的選擇》，《魯迅·革命·曆史》，頁230。
《建國前夕文化界的一個斷麵》，《魯迅·革命·曆史》，頁2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