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過魯迅的眼睛回顧二十世紀的“革命文學”和“社會主義”》。
魯迅：《兩地書·二九》，《魯迅全集》第11卷，頁91—92。
構建“能承擔實際曆史重負的強韌曆史觀”319的典範，如我們在前麵所說，像“魯迅和馬克思主義的關係”這樣的課題，他是持續關注了幾十年的。
關注“有血有肉有感情的當事者的內心”
我們一再強調，丸山先生的研究，是有一個大的關懷的，某種程度上是試圖對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實踐經驗作出自己的觀察與總結。但我有點擔心：這個說法不一定能夠得到丸山先生的同意，因為它太“宏大”了。或許丸山先生考慮得更多的是，即使有一個大的目標，也需要具體落實為可操作的研究，找到自己的關注點，自己的進入方式。
因此，我們更應該重視的是丸山先生的這一表白：他進入曆史時，關注的重心始終是“有血有肉有感情的當事者的內心”。因此他強調自己的研究興趣更在“精神史”，並且作了這樣的解釋：“之所以使用‘精神史’一詞，而不用文學史、學術史等詞，是想避免文學史、學術史等詞容易給人的既成印象。現在我主要的關心點，與其說是已經成形的作品，毋寧說更傾向於創作出這些作品的作家的內心世界。若從廣義來考慮思想一詞，也許可以稱之為作家的思想；但另一方麵，思想一詞每每易於使人聯想到既有的、已完成的體係。為了避免這一點，我想更多地從屬於作者個人的領域———包括個人在現實際遇中的思考、選擇、行動的思維方法與行動樣式———來探討。”他把自己的魯迅研究也歸結為“試圖切近魯迅獨自的精神本體”的研究。這裏的關鍵詞是：在大的曆史運動（革命和社會主義運動）中的、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人”———而且是有著具體小環境，有著獨特個性的“個人”———他的“內心”：情感，心理，思考，思維方式，等等。
在我看來，這樣的對人，特別是生命個體獨特的內心世界的關注，是真正的文學的方式。
《圍繞施蟄存與魯迅的論爭》，《魯迅·革命·曆史》，頁312。
《從蕭乾看中國知識分子的選擇》，《魯迅·革命·曆史》，頁231。
《由〈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統一戰線問題〉手稿引發的思考》，《魯迅·革命·曆史》，頁257。
這其實也是作家進入曆史，參與曆史創造的方式。如丸山先生所指出的，“魯迅作為一位個體在麵對整個革命時的方式是精神式的、文學性的”。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是魯迅這樣的研究對象啟發了、決定了丸山先生的學術選擇。
而且說到底，人文學者的本職就是對人的精神的關注與研究，隻是我們總是有意無意地離開了這樣的本職。
這背後也有一個曆史觀的問題。我曾經多次說過，我們的曆史研究，往往隻注意曆史事件，而忽略曆史中的“人”；隻注意曆史大人物，而忽略曆史中的“普通人”；隻注意人的群體的社會運動，而忽視社會群體中的“個體”的差異性與獨特性；隻注意人的行為，而忽視人的“內心”。這形成了我們的曆史研究和敘述中的四大遮蔽。應該說，在這方麵，文學的研究，文學史的研究，本應是有它的特殊優勢的；我們甚至可以說，這正是文學史的研究區別於哲學史、社會史、思想史、經濟史、政治史研究，得以獨立存在的依據之一（文學與文學史研究的另一大特點與優勢是對“審美”的研究與關注）。可惜的是，我們常常放棄了這樣的優勢與立足點，其實我們也就從根本上否定了自己。
正是在這一點上，丸山先生的研究顯示了他的特殊意義。我們知道，丸山先生對現代文學史上的論爭的研究，投入了很大的精力，如“革命文學論戰”、“國防文學論戰”、“‘第三種人’論爭”、“施蟄存與魯迅的論爭”等等，都成為他的主要討論對象。和大多數研究隻關注論戰雙方的分歧，熱衷於作出這樣那樣的評價不同，丸山關注點始終在論戰中的“個人”：“當時的狀況下，各位文學家以何為目標，為何所動，如何行動，寫什麼，以及各種各樣的思想、想法和理論在各人身上的具體表現，對這些問題我們需要進入到各人個性深度的層次，去發掘、探討它們在當時劇烈變動的場域中處於何種位置”，他強調要“把曆史作為有時聯合有時對立相爭的、人們的一切行為的總和來把握”，“為此，我想聽清由各種人物和集團、潮流構成的交響樂本來的聲音，並準確地聽清楚其中每個人的音調”。正是這樣的對人的個體生命的關注，對“個性深度”的發掘，就《辛亥革命與其挫折》，《魯迅·革命·曆史》，頁37。
《作為問題的1930年代》，《魯迅·革命·曆史》，頁2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