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本節引文均見《通過魯迅的眼睛回顧二十世紀的“革命文學”和“社會主義”》和《活在二十世紀的魯迅為二十一世紀留下的遺產》二文。
構建“能承擔實際曆史重負的強韌曆史觀”315（四）構建“能承擔實際曆史重負的強韌曆史觀”和方法論以上，可以說是對丸山先生的研究作了一個曆史的考察，並著重於他的研究對中國學者同時期的研究的衝擊和啟示。在縱向研究之後，似乎還應該有一個橫向的綜合討論。但這篇讀後心得已經拖得太長，隻能就其中我所感覺到的一些理論和方法問題作一個簡要的梳理。
“理解的同情”和“科學的批判”
丸山先生麵臨的問題是：如何處理中國問題的複雜性？
他因此提出：要構建“能承擔實際曆史重負的強韌曆史觀”。———我們已經多次說過，丸山先生是最善於在紛繁的問題中抓住要害的；這又是他所把握的一個關節點，而且是關係全局，具有戰略性的。
首先是敢於正視“實際曆史重負”，這也是丸山一再強調的，對中國“曆史之重”要有一個清醒的估計和充分的認識。丸山先生認為，在考察中國問題時，必須麵對中國兩個基本國情，一是“中國是一個曆史長達三千年的大帝國，擁有極為厚重的傳統文化”，“那種厚重，是俄羅斯、歐洲以及日本都無可比擬的”，要在如此巨大的傳統文化麵前尋找並站穩新的立足點，不迷失自己的方向，不用非常的努力，以至於“拚命”，是做不到的；另一是中國承載著“七億人口”，“這在一方麵造成的困難，隻要想想義務教育的人數就能明白”，“不要說消除知識分子與民眾間的文化差距，就是縮小，也並非那麼輕而易舉的事情”。丸山先生說，這都是“其他舊殖民地國家所沒有的問題”，當然，更是前殖民國家、今天的發達國家所沒有的。在丸山看來，由此而造成了“中國文化根深蒂固的雙重性格或不均等性”，而且“這種雙重《魯迅的“第三種人”觀》，《魯迅·革命·曆史》，頁285。
《關於周揚等人的顛倒曆史》，《魯迅·革命·曆史》，頁179。
性、不均等性不僅反映在文學、藝術，它存在於都市與鄉村、工業與農業、大工業與小工業等一切領域，是現代中國的根本問題”。———丸山是1972年說這一番話的；三十年後的今天，中國也依然為這些“不均等性”所困擾。
重要的是，丸山由此而強調，正是因為“直麵的問題的困難和沉重”，中國的革命和社會主義試驗，包括文化建設、文學藝術的發展，就不能不“步履蹣跚”，甚至可以稱作“惡戰苦鬥”。在這一過程中，出現種種猶豫，反複，矛盾，爭論，失誤，曲折……都是應該給予“理解的同情”，並加以具體、細致的科學分析的。居高臨下的，不能深入其內的，“事後諸葛亮”式的譴責、審判，都是不能解決問題的。至於輕浮的“嘲笑和嫌惡”更是不可取的。科學分析是要花大力氣，要有“承擔”的；譴責和嘲笑毫不費力，毫無承擔，卻也是毫無意義的。
但不能否認的事實，是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實驗的空前曲折中的嚴重失誤所造成的嚴重後果，有的甚至是災難性的，而且有的還在現實生活中延續。這些失誤和後果本身，就構成了今天人們所必須麵對的“實際曆史重負”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丸山先生所強調的對“實際曆史重負”的“承擔”，就包括了對曆史和實際生活中的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實驗中的失誤的正視和批判責任。
在丸山所提出的“能夠承擔實際曆史重負的強韌曆史觀”裏，對曆史當事人的選擇的“同情的理解”和對曆史失誤的“正視和批判”，是相輔相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