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8章 海外現代文學研究(3)(2 / 3)

這樣的逆向思考,這樣的追問與反問,是有力的。它堅持的正是曆史主義的一個基本原則:對前人的曆史選擇,一定要有“理解的同情”。或許更重要的是,它表明了一個左翼知識分子對革命理想、信念,犧牲精神的堅守。曆史虛無主義的背後,是價值倫理的虛無。

拒絕、反抗“曆史終結論”

我們在前麵已經提及丸山先生寫於新世紀的《活在二十世紀的魯迅為二十一世紀留下的遺產》,和他最新提供的報告《通過魯迅的眼睛回顧二十世紀的“革命文學”和“社會主義”》,這裏還要作一點更進一步的討論。

如丸山先生所說,當20世紀結束,新世紀到來的時候,人們麵對的現實是空前的嚴峻:“二十世紀是出現了曆史上第一個社會主義社會、國家,其大部分又崩壞、瓦解了的世紀。現在世界上不少人以為,社會主義不過是一時的夢,革命文學也是一時的夢,沒有再探討的價值。而且有的人趁著這氣氛,讚美、歌頌現在的情勢,主張人本來就是利己的動物,以利益為目的的社會就是最適合於人,能順利引發人的力量的社會。”於是有人宣布,現有的世界資本主義秩序“就是人類找到的最高的社會、文化形態”,而“重視‘平等’,以‘平等’為目標的想法,不過是阻礙社會發展的‘保守’力量”。———這就是所謂“曆史終結《魯迅的“第三種人”觀》,《魯迅·革命·曆史》,頁285。

構建“能承擔實際曆史重負的強韌曆史觀”313論”。它在當今的中國和世界,都是相當有市場的。

與此同時,則是虛無主義的彌漫:“(二十世紀的)曆史悲劇不僅破壞了人們的‘幻想’,使他們知道‘理想’本來往往有化為‘幻想’的危險,也留下了一個很深刻的結果。那就是人們找不到代替的新的‘理想’、‘理論’,似乎喪失了對‘理想’、‘理論’本身的信賴”,“這樣,二十一世紀是在不能相信任何‘理想’、‘理論’的情況下開始的”。

這是一個世紀難題。每一個知識分子都麵臨著選擇的艱難。

而丸山先生毫不猶豫地選擇了拒絕與反抗。

而且他引述了魯迅的話:“世界豈真不過如此嗎?我還要反抗,試他一試。”

這是具有震撼力的。

這不僅是顯示了信念、信仰的堅定,而且是顯示了一種科學的精神與態度。

丸山先生說:“我要主張的不過是:現在資本主義社會(一方麵生產力發展,但別的一方麵財富集中於少數的人,貧富差距日益擴大,把社會分為‘強者’與‘弱者’,‘勝利組’與‘敗北組’那樣的社會)絕不是和不能是最近於人類理想的社會。我相信人類的智慧不那麼淺薄。”———這樣,他就堅持了一個獨立的知識分子徹底的科學批判精神,這背後是對人類智慧、人性的信賴,對人類理想的堅守。

丸山先生說:“我看看世界之政治、經濟、文化的現狀時,還不能相信現在的情況就是人類找到的最高的社會文化形態”———這實際上就是拒絕將現實、現狀絕對化、終結化:他任何時候都對絕對主義的曆史觀保持高度的警惕。美化現狀的實質,就是對現存世界秩序及其維護者、統治者(他們被戴上了“絕對者”的王冠)的屈從。

丸山先生說:“曆史上的一切現象,都要經過半世紀以上才能顯示其本性”,如果根據一時的成功、勝利,作出永遠的終結性的曆史結論,那是危險的。———這樣,他也就從根本上拒絕了“成者為王,敗者為寇”的曆史觀。

正因為丸山先生始終堅持了科學的態度,就沒有因為自己對社會主義的信念,而走向對社會主義運動實踐中的失誤的著意遮蔽:這本是一個極容易落入的陷阱。可以說,丸山先生十分小心地處理了社會主義價值理念和社會主義運動實踐之間的關係,既將二者作了必要的區分,又並不回避其間的複雜關係,做314中國現代文學史論到了在堅持中批判,在批判中堅持。他在這方麵的努力,顯然具有示範和啟示意義。

考察丸山先生新時期的研究,可以發現,他的視野已不再局限於中國和日本,而有一個世界的眼光,或者用剛才趙京華先生的發言中的說法,這是一種“國際主義的傾向”;這顯然和我們現在已經進入了所謂“全球化”的時代這樣的大背景有關。而正是在這樣的全球化的背景下,丸山先生重新發現和突現了魯迅的意義,一再提出“魯迅為二十一世紀留下的遺產”、“通過魯迅的眼睛回顧二十世紀的‘革命文學’和‘社會主義’”這樣的命題,反複強調:“二十一世紀剛過了二十分之一,曾經發表了勝利宣言的資本主義開始暴露其弱點,人類麵前出現了沒有經驗的複雜的問題群,在這樣的時候,魯迅的經曆和思想,尤其是他的不依靠現成概念的思考方法中,保留著我們還沒有充分消化和吸收的、非常寶貴的遺產”,“在人們好像對一切思想、理論失掉了信仰似的現在,魯迅在常覺得‘黑暗和虛無乃是實有’的情況下,‘卻偏要向這些作絕望的反抗’的足跡,使我們感到它們帶有新的分量、新的內容”。這些論述都是高屋建瓴,極具衝擊力的。至少我就強烈地感覺到了這樣的挑戰:作為中國學者,我們必須站在新的高度、以新的視野來重新認識和觀照魯迅研究、現代文學研究,特別是左翼文學、革命文學研究。我們研究左翼文學、革命文學,以及魯迅的遺產,都必須放到“二十世紀全球範圍的社會主義運動”這樣一個大背景下思考:左翼文學、革命文學的背後都有一個以追求社會平等為中心的社會主義價值理想,而晚年的魯迅更是和中國革命、社會主義運動發生了非常複雜的關係。因此,我們的研究,應該成為“科學地總結二十世紀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理論與實踐經驗”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事實上丸山先生九十年代以來的研究,就已經在這方麵作了許多開拓性的工作,收入這本論文集中的《從蕭乾看中國知識分子的選擇》、《建國前夕文化界的一個斷麵》、《由〈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統一戰線問題〉手稿引發的思考》、《圍繞施蟄存與魯迅的論爭》,在我看來,都具有典範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