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為重要的是，當我們放棄了中國現代文學自身的特點這一出發點，我們事實上就是以另一個標準來引領我們的再審視。這就不能不提到80年代最為流行的“走向世界”的文學思潮，而正像我自己在有關反省裏所說的那樣，當時我們理解的“世界”就是西方世界，並且完全忽視了丸山先生當時就指出的中國現代文學自身的“世界性”。因此，正如丸山先生尖銳地指出的那樣，我們當時對現代文學中的非主流文學的發掘與闡釋，“隻是在中國文學中尋找與外國文學的流派相當的部分”。也正如丸山先生所說，“這種研究還是不能夠抓住中國現代文學的內部規律，隻不過是與外國之說相契合，去套用實際上並非各國通用的架空的‘世界文學規律’”。丸山先生含蓄地指出：“這樣觀察中國文學實在是一種皮相的做法。”這實際上是研究獨立性和自主性的喪失，這一問題我們今天才開始反省，距離丸山先生提出忠告的1989年，已是十多年之後。
4．丸山先生還敏銳地抓住了80年代中國現實中的另一個重要方麵：由於文化大革命中“現存社會主義的不少、而且是嚴重的弱點被暴露出來”，對中國社會主義實踐的曆史與現實的批判，對馬克思主義的反思，已經“成為一種流行”思潮。而丸山先生所提出的問題是：在這樣的社會思潮、思想文化學術思潮麵前，一個嚴肅的曆史學者，一個獨立的知識分子，一個清醒的馬克思主義者，應該采取什麼態度？應該做什麼事？———問題提出本身，就顯示了丸山先生的高瞻遠矚，卻是包括我在內的許多中國學者未曾覺悟到的。
丸山先生主要提出了三個方麵的問題。
他首先感到困惑的是，盡管對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實踐，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實驗，有許多公開或私下的激烈而不免是情緒化的批判，但“有關其弱點的有說服力的批判與分析似乎尚未出現”，“雖然有對於‘文革’時期被過分誇張因而形象受損的‘馬克思主義’的批判，也有對於和‘百家爭鳴’的政策相違背的事實的批判，但是關於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本身，卻幾乎沒有人進行批判反《關於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一己之見》，《魯迅·革命·曆史》，頁366。
構建“能承擔實際曆史重負的強韌曆史觀”311思的工作”。
這又是抓住了要害。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樣，道德的義憤是不能代替科學的批判的；對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實驗中的失誤，進行科學的批判和總結，對對馬克思主義的曲解，進行認真的辨析和清理，依據實踐中發生的問題，對馬克思主義自身進行檢驗、檢討與反思，這本來都是嚴肅的學者、獨立的知識分子的職責所在。但正如丸山先生所說，80年代的中國學者（也包括我在內）卻把馬克思主義“束之高閣”，“而去關心非馬克思主義的方法，通過接受這些東西，而擴大舊有的研究方法的內涵，從而一點一點使其發生變化”，事實上放棄了科學批判的職責。盡管如丸山先生所說，這裏有政治環境不允許，不得不懸置的苦衷，但中國知識界、學術界的嚴重失職，卻也是不可回避的事實，而其後果更是嚴重。丸山先生一再說，沒有了這樣的批判性的工作，就不可能“增強馬克思主義的活力”，不可能“增強人們，特別是年輕人對於馬克思主義的信賴”。這是有道理的。但在我看來，或許更嚴重的後果是，科學批判的缺失，就不可能真正吸取曆史的經驗教訓，在造成曆史失誤的理念與體製未得到根本改變的情況下，曆史的延續與重演就是不可避免的。可以說，一直到現在，在未能完成科學批判這一曆史使命上，中國知識界和學術界還是欠了債的。
80年代中國思想學術界有一個說法：“應該大膽地剔除在馬克思主義名義下強加給馬克思主義的非馬克思主義的因素”，這多少含有要“回到馬克思主義那裏去”的意思。丸山先生表示，他雖無意反對，但他覺得其中或許會隱含著某些問題：“當發生新的情況、產生新的問題時，如果囿於已有的馬克思主義的定見與之對應，不僅會導致重大的理論、思想上的遲滯，而且其結果也會產生重大的錯誤，反而會損害人民對於馬克思主義的信任。”因此，在他看來，“為了使馬克思主義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大膽地進行理論上的再探討實在是當務之急”。這裏明確提出的根據現實提出的新問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命題，就與當時在中國思想學術界還有著重大影響的教條的、僵化的“馬克思主義者”，劃清了界線，其重要的理論與實踐意義是自不待言的。
而與此同時，在中國還掀起了一股根本否定中國馬克思主義的革命運動的《關於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一己之見》，《魯迅·革命·曆史》，頁367、368。
《關於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一己之見》，《魯迅·革命·曆史》，頁360。
思潮，而且有愈演愈烈的趨勢，一些人以輕浮的態度對待前人的選擇，一些對曆史缺乏了解的年輕人也不能理解這種選擇，這自然引起了作為馬克思主義者的丸山先生的警惕與憂慮。他向這些曆史虛無主義的懷疑論、否定論者，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當時中國最優秀的青年中至少相當一部分（關於這一點我的認識到現在依然不變）還是被這場運動所吸引，他們真的甘願為此不惜自己的生命，這是為什麼？是什麼從內心驅動著他們？果真不過是幻想嗎？如果說是幻想，那不是幻想的又能是什麼呢？再則，如果說人活著不光是為了麵包，而是有所需要，那又是什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