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如果說在丸山先生闡釋體係裏，魯迅的“革命”“不是對他身外的組織、政治勢力的距離、忠誠問題，而正是他自身的問題”；而“革命家魯迅”的核心、要義就是對革命政黨的“忠誠”，而在經過1957年反右運動的1960年的中《辛亥革命與其挫折》，《魯迅·革命·曆史》，頁30、29、39、37。
國，更是將“革命家魯迅”解釋為“黨的小兵”，到隨之而來的文化大革命中，就更進一步發展為“毛澤東的小兵”。
如前所說，“革命家”的魯迅是與“文學家”魯迅、“思想家”魯迅對舉而言的，或者說它是外在於“文學家”魯迅與“思想家”魯迅的，因而它的實際含義隻能是“革命政治實踐家”魯迅，而在毛澤東的體係裏，“黨性”又是政治的最高體現，這樣，“革命家魯迅”實際上就是“黨的魯迅”，1960年代的中國主流意識形態也是這樣塑造魯迅的。而這樣的“革命家魯迅”、“文學家魯迅”與“思想家魯迅”的三元分離結構，正是“革命人魯迅”所格格不入的：其所要強調的，正是革命、政治、思想、文學在魯迅精神結構裏的一體性，而“政治實踐家”的魯迅更是強加於魯迅的。
質疑絕對主義曆史觀
丸山先生的《圍繞1935、1936年的“王明路線”》（1968）、《“革命文學論戰”
中的魯迅》（1972）、《中國的文學評論與文學政策》（1972）、《關於“國防文學論戰”》（1974）、《關於周揚等人的“顛倒曆史”》（1975）、《作為問題的1930年代》（1975），都寫於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期間，它們的針對性更為明確：對當時中國主流意識形態對現代文學曆史的重構提出質疑，實際是對文化大革命的曆史和理論依據的質疑。
這裏不準備對其所討論的具體問題進行梳理；我感興趣的是，所提出的理論和方法問題。
丸山先生說：“對於‘文革’，我最大的懷疑之一，就是它偏於將曆史當成一貫正確的毛澤東路線克服一個個錯誤路線的自我實現過程。”———這是抓住了中國的“文革”意識形態和曆史敘述的要害的。
丸山先生的貢獻在於，他指出了其嚴重後果：“導致對曆史中產生的各種課題的重要性和伴隨這些課題的探索失誤的意義幾近於無視，並把被今天的視點認作負麵曆史的因素全部當成‘異端’”，更深刻地揭示了其背後的曆史觀，即《關於“國防文學論戰”》，《魯迅·革命·曆史》，頁140。
構建“能承擔實際曆史重負的強韌曆史觀”305認定存在著一個類似絕對真理的絕對正確的絕對物（理念，路線，政黨，領袖等等），將其視為正統，曆史就是其不斷戰勝異端的自我實現過程，由此而形成的是“正確”與“錯誤”、“正統”與“異端”的二元對立的鬥爭模式，以及先定的“正確必然戰勝錯誤，正統必然戰勝異端”的“鐵的規律”。在這樣的所謂“曆史必然性”麵前，個人除了絕對臣服之外，是別無選擇的，即所謂“順之者昌，逆之者亡”。不僅曆史的當事者是如此，作為事後的曆史的敘述者也是如此：曆史學家的唯一任務，就是闡釋和證明這樣的“曆史必然性”、“鐵的規律”，以為現實存在的絕對物（理念，路線，政黨，領袖）提供曆史的合法性和正統性，並將其作為一個絕對標準，來評價和裁剪曆史。
當丸山先生抓住了這樣的絕對主義的曆史觀之後，他就同時揭開了中國大陸現代曆史敘述和評價中反複出現的“逆轉”現象的秘密。他指出，發生在1930年代的“國防文學論戰”，在1949年以後的共和國曆史的不同時期，卻有了完全不同的評價：在1957年的反右運動中，論戰的周揚一方，被視為絕對正確；而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周揚們就被加上“顛倒曆史”的罪名，而要將“被顛倒的曆史再顛倒過來”。表麵上看來，這是一個評價的“逆轉”，其實乃是“同一論理的兩麵，隻是同樣的論理出現變形，以擴大的形式發生作用”：都是認定一個曆史的絕對物，“隻不過是以‘始終正確的毛澤東路線’取代了反右鬥爭時的‘始終正確的黨’，而作為魯迅‘正確性’的證明，則不斷重複魯迅對毛澤東的信賴以及毛澤東路線與魯迅的統一性”，魯迅的“正確”不過是毛澤東路線的“絕對正確性”的證明。
丸山先生還發現了這樣的曆史觀所形成的曆史邏輯對曆史當事人和研究者的“心理強製力”：“這一邏輯開始自我運動時，就強調自己要貫穿曆史全過程，甚至在所有問題的細節貫徹自己的性質，於是便轉化成一種心理強製力：當這種邏輯看不到時，即表明當事者觀點的錯誤或黨性不足”，從而對其獨立思考“幾乎起著束縛的作用”。丸山先生以為這是最大的“組織惡”，並且指出這“不是‘組織’特有的現象”。這樣的所謂“一切服從黨的利益”的“黨性原則”實際上是取消了獨立的學術研究，在“文革”中達到了極致：丸山先生也抓住了《關於周揚等人的“顛倒曆史”》，《魯迅·革命·曆史》，頁181。
《關於周揚等人的“顛倒曆史”》，《魯迅·革命·曆史》，頁180、181。
丸山在中國“文革”時期的研究，所提出的另一個具有重大理論和實踐意義的問題，是“馬克思主義和魯迅的關係”。他這樣概括魯迅對馬克思主義的態度：“不是將自己整個投入其中，也不是相反地全部拒絕，而且他的接受方式也沒有陷入淺薄的折中主義，而是成功地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本質內容。”他特意強調，“就魯迅而言，馬克思主義原來就不是‘作為權威’出現的”，並且提出了一個重要的研究思路：“正確把握馬克思主義的登場給知識分子們帶來的不同意義、產生這些差異的中國和日本的不同狀況以及其體現的意義是使我們最終充分領會‘魯迅精神’的最好捷徑。”———這三十多年前提出的研究思路，在今天依然具有吸引力，足見丸山研究的超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