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對曆史的反思應從曆史的真實“存在”出發，還是從預先設定的“正確理論”出發？這涉及的正是曆史主義的一個基本原則：必須把我們的研究對象看作是“曆史性的存在”，一切從曆史事實出發。
其次，先定的所謂“正確理論”和“正確路線”，其實就是一個絕對存在物，以此作為評價曆史的尺度，其所堅持的就依然是“文革”時期的絕對主義的曆史觀，這就是說，被批判者的曆史觀和曆史邏輯依然在支配著批判者的批判。
其三，人們在破除了對“過去的馬克思主義”的主流意識形態的迷信之後，卻又陷入了“現在的馬克思主義”的主流意識形態的各種框框的新的束縛中。
這就意味著中國的學者總是不能擺脫對主流意識形態及其背後的政治權力的依附，保持必要的距離，對曆史與現實作出自己的獨立判斷，這就必然失去了發現和發展思想理論的獨立創造的契機。———從以後的曆史發展來看，正是被丸山先生不幸而言中了。
2．針對80年代在中國學術界盛行一時的“根據後來的變化結果來‘倒推’對當時情況的判斷”的研究方法，丸山先生提醒人們注意：“魯迅是為了1930年代的‘現在’而活著的，他不可能為1950年代以後，或者是1980年代的我們思考問題”，因此，絕不能“要求1930年代的魯迅預知1930年代描繪的未來像並未在日後的曆史中得到實現、具有經曆馬克思主義此後的一係列曲折才能達到的見識，更具體地說，就是要他那時就具備經曆斯大林批判、文化大革命後才可能達到的見識”。
還有所謂“如果曆史的發展不是這樣，而是那樣———”式的假設：“我並不是說我們應當把曆史上的一切都視為必然而加以接受。我也無意否定討論過去各種時刻裏其他有實現可能的選項這一工作的意義。隻是我們必須注意：這些可能性是否不單理論上成立，而且還具備現實性？這些可能性即便有現實性，但實際中卻作出了其他的選擇，造成這種情況的條件又是什麼？凡此種種，不認真加以考慮的話，那議論就將流於無意義的結果。我想所謂曆史學沒有構建“能承擔實際曆史重負的強韌曆史觀”309‘如果’，就是這個道理。”
“為‘現在’活著”，這本是魯迅的著名命題，也是理解魯迅的關鍵；而丸山將其引申到魯迅研究中，就是提醒我們：曆史研究必須有曆史感，把研究對象置於曆史的“當時”（即曆史中的“現在”）情境、語境中作曆史的考察。這裏有一個曆史人物的“現在”與曆史研究者的“現在”的關係。這是存在著兩重不同方向的運動的：曆史當事人的行為是“從因到果”的正向運動，因此，在曆史中的“現在”，作出這樣、那樣的選擇是不可能預知“以後”的發展的結果的。而曆史研究則是一個“由果到因”的逆向運動，研究者正是麵對“結果”而追溯“原因”。
這就需要警惕“事後諸葛亮”，以曆史人物不可預知的結果來苛責前人，或以今天的認識來要求前人，更不能以我們今天的認識與願望來“假設”曆史的發展。
3．在人們忙於質疑現代文學的“主流”，發掘“非主流”文學的資源時，丸山先生在充分肯定這樣的努力的價值的同時，又提醒中國同行：萬不可因此而忽略或模糊，以至放棄中國現代文學自己的“獨特之處”。他引用幾位日本思想和文學前輩的意見，指出：文學和中國現實的密切聯係，文學成為“包括文學家在內的中國人民、中華民族所處的現實‘苦鬥’”的有機組成部分，這正是中國現代文學的“最大特色”，“中國與中國的文學家所處的嚴酷環境，賦予了中國文學這樣的特色”，這是“中國現代文學在世界文學中所表現出的獨特之處，換言之，也可以說是中國文學的世界性”，其中就“蘊涵著糾正日本文學弱點的力量”。
這樣，丸山先生就敏銳地抓住了80年代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者在反思“主流文學”、發掘“非主流文學”時的兩大致命問題。
首先，我們的再審視，脫離了中國現代文學自身的特點，因而也就不可能抓住主流文學的真正弱點，也不可能揭示非主流文學的真正價值。我們看不清主流文學的問題，並不在於它對文學和現實關係的強調，而在於它把自己和現實結合的方式絕對化，唯一化，這正是我們前麵所說的絕對主義思維邏輯在文學《魯迅的“第三種人”觀》，《魯迅·革命·曆史》，頁296、298、297、285。
在魯迅的《雜感》裏說過：“仰慕往古的，回往古去罷！想出世的，快出世罷！想上天的，快上天罷！……現在的地上，應該是執著現在，執著地上的人們居住的。”見《魯迅全集》第3卷，頁52。
《關於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一己之見》，《魯迅·革命·曆史》，頁364、365。
領域裏的表現。非主流文學的價值，也並不在於它脫離了現實，恰恰相反，它也是以自己的方式和中國現實結合的，而正是這樣的“自己的方式”，對主流文學形成互補與製約，提供了文學和現實結合的多種可能性，從而使中國現代文學和中國現實的結合，呈現出一種豐富性與複雜性：而這也是其真正魅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