丸山還提出了一個具有前瞻性的課題：我們不僅要研究魯迅如何接受馬克思主義，更要討論：“馬克思主義如何接受魯迅，或者馬克思主義是否具有足夠的框架和宏大來容納魯迅這樣的思想家、文學家提出的問題？”這樣，他對發生在1930年代的“革命文學論戰”就有了一個全新的觀察視角。在丸山看來，這是“從與馬克思主義不同的想法出發從事中國革命、與馬克思主義接近的魯迅”，和“在馬克思主義的組織、思想和文學中成長的青年們”之間，所發生的“真正意義上的接觸和合作，有時甚至還有摩擦和衝突”。而無論是魯迅，還是馬克思主義自身，都從中獲得了許多東西；丸山認為，這“大概對於中國文學和中國的馬克思主義來說都是無可替代的”精神財富。———可惜，對這樣的精神財富的總結，至今還沒有進入中國學者的研究視野。
我們不難注意到，丸山先生在觀察與論述魯迅和馬克思主義的關係時，始終懷有對將馬克思主義視為“唯一的‘科學’和‘世界觀’”，絕對“權威”，從而將馬克思主義自身絕對化的傾向的警惕。據丸山說，這種傾向不僅中國有，也同樣存在於日本。———這是一個重要的提示：丸山在透視中國主流意識形態和思想學術界的絕對主義曆史觀時，也在緊張地反省日本自己。
我們強調這裏存在著一種緊張，是因為作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在丸山看來，這是關係著馬克思主義的世界命運的。因此，在經過了蘇聯和東歐的巨變，《“革命文學論戰”中的魯迅》，《魯迅·革命·曆史》，頁44、45、69。
《“革命文學論戰”中的魯迅》，《魯迅·革命·曆史》，頁48。
構建“能承擔實際曆史重負的強韌曆史觀”307丸山先生在新世紀初所寫的文章裏（我們在下文還要詳盡討論），就更加明確地談到了這樣的絕對主義的危害。他回憶說：“在當時，接受馬克思主義就是意味著把它看成最完整、崇高的真理，而且承認體現這真理的是共產黨這個組織，還有，實現馬克思主義的國家就是蘇聯，蘇聯的方向就是實現馬克思主義理論所指示的方向等等”，於是，馬克思主義、共產黨、蘇聯，都成了體現了絕對真理的絕對物。在丸山看來，這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也許有它的“理由”（如他指出，“在當時的日本，批判天皇製的思想，可以說隻有‘馬克思主義’。在這樣的思想情況下，站在反體製立場的人的思想往往含有對馬克思主義的一種近於‘皈依’的心理，是幾乎不可免的”），但不能回避的是其負麵的影響，特別是對馬克思主義自身的傷害。如丸山在最近的一篇演說裏所說，為了保持自身的所謂“進步性、科學性、體係性”和絕對純潔性，因而將“自由”這類人類文明的共同價值簡單地看作“資產階級思想”，並將適應社會發展的新的現象提出的新見解一律視為“異端”，這就堵塞了馬克思主義自我發展、更新之路，思想“僵化”而導致了自身的危機，並失去了在群眾中的影響力。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丸山先生在1972年首次提出，又於三十多年以後的2005年，重新提出“魯迅和馬克思主義的關係”問題，他提醒我們注意：在魯迅的“不依靠現成概念的思考方法”裏，保留著我們還沒有充分消化、吸收的“非常寶貴”的思想遺產。警惕反曆史主義、曆史虛無主義和學術獨立自主性的喪失還是回到我們討論的問題上。在“文革”結束以後，中國的改革開放時期，當中國的現代文學研究、魯迅研究，以及整個學術研究，開始了對曆史的所謂“再評價、再檢討”時，丸山先生發表了兩篇重要文章：《魯迅的“第三種人”觀》（1984）、《關於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一己之見》（1988），在我看來，是對中國同行提出了清醒而及時的提醒。我以為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麵。
《活在二十世紀的魯迅為二十一世紀留下的遺產》，載《魯迅研究月刊》2004年第12期。
《通過魯迅的眼睛回顧二十世紀的“革命文學”和“社會主義”》（學術會議報告稿）。
參看《活在二十世紀的魯迅為二十一世紀留下的遺產》、《通過魯迅的眼睛回顧二十世紀的“革命文學”和“社會主義”》。
1．“在檢討過去的時候，往往在無意之中，預先設定出應有的‘正確理論’、‘正確路線’，然後再用這個尺度去議論過去的‘錯誤’和‘弱點’，而未充分論證這些‘正確理論’、‘正確路線’是否‘真能存在’。”
———這一提醒裏提出了三個重大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