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丸山升先生的學術研究（一）並非題外話：對伊藤虎丸先生的懷念去年我們曾開過一個座談會，討論也是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木山英雄先生的《文學複古與文學革命》一書。我作了一個發言，談到了日本中國現代文學研究、魯迅研究界的“三巨頭”伊藤虎丸先生、丸山升先生與木山英雄先生對我的影響———我在回顧自己的學術成長過程時，總覺得自己是幸運的：盡管真正進入研究界的時間有點晚，已經年過四十，但從一開始就接觸到學術的高峰：不僅得到國內學科創建人王瑤、唐、李何林那一代前輩的直接、間接的指導與培養，而且有機會和國際漢學界進行學術的交流，得到許多教益。而在我的感覺中，我所說的“日本三巨頭”是代表了國際中國現代文學與魯迅研究的高水平的三大高峰。而且讀他們的著作，沒有讀一般外國學者著作通常有的“隔”的感覺，就像讀自己本國的前輩的著作一樣，常常會產生強烈的共鳴，以及“接著往下做”的研究衝動。———我說過，我的《野草》研究、周作人研究，都比木山英雄先生晚了將近二十年；這回讀丸山升先生的著作，也有類似的感覺：我下一個研究計劃，就是要研究左翼文學和晚年魯迅，而我意識到的一些問題，丸山升先生幾十年前已經提出了。
而我更想強調的是，這三位“巨頭”對我的啟示與影響，不隻是學術的，更是人的精神、性情、人格的吸引。我在這裏，特別要提到伊藤虎丸先生———在伊藤虎丸先生離開我們時，我就想寫一篇文章寄托我的哀思，卻始終沒有寫成，這298中國現代文學史論件事一直讓我感到不安與內疚，今天我要借這個機會，表達我的一點遲到的追思。
讓我永遠難忘的是，1989年，在我們最為困難的時刻，伊藤虎丸先生作為日本朋友的代表，來北京大學訪問，帶來了最及時也最寶貴的精神支持。我當時正處在極度困惑之中，對中國未來發展的估計相當悲觀，就給伊藤虎丸先生寫了一封信，就像是向自己的長輩一樣傾訴了自己的苦惱與不安，卻不想我的這封信嚇壞了伊藤先生和日本朋友，他們為我信中對形勢的嚴重估計所震驚，卻不知如何安慰我。很久以後我才從平原兄那裏得知這一切，真為自己的孟浪而後悔不迭，但同時也為伊藤先生和日本朋友的感同身受的真切理解與關懷而感動。
就在那次訪問中，伊藤先生還為我們做了《早期魯迅的宗教觀———“迷信”
與“科學”之關係》的學術報告，這同樣給我以很大的震動，可以說為我打開了進入魯迅世界的一道重要門徑，我後來寫《與魯迅相遇》第二章《魯迅思想和文學的邏輯起點》就直接受到了伊藤虎丸先生的啟示。伊藤虎丸先生是一直倡導中日知識分子和人民之間的“心的交流”的，可以說，我們這一代的中國學者和伊藤、木山、丸山這一代的日本學者之間確實達到了心靈的交融，這是很不容易的，也是特別值得珍惜的。
我曾經想過，這樣的交融是怎樣產生的。這次讀丸山先生的著作，又再次思考了這個問題。於是我注意到丸山先生談到“1950年代前半期”日本中國現代文學與魯迅研究的狀況時，有一個重要分析：“曾有一段時期，日本經由那場戰爭的失敗，落入了與亞洲各民族同樣的境遇，開始了解被壓迫民族的心”，“在那樣的狀況下，日本人才開始把美軍作為占領軍來認識，從中，產生了對法國的抵抗文學、中國的抗戰文學的共鳴”，甚至感到“日本成了魯迅的中國”。這正是我們共同的成長背景：50年代我們這些中國中學生和丸山這一代日本大學生之間，是有著共同而又有區別的“被壓迫民族”的境遇、情感、體驗，和共同的對現代化的追求與反思，而作為聯結我們的精神紐帶的，則是作為被壓迫民族的“民族魂”的魯迅。這使我們的研究工作有著共同或類似的問題意識，也更容易產生共鳴：我們不僅是同行，更是“朋友加同誌”。
《戰後五十年》，丸山升：《魯迅·革命·曆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頁390、385、389。
構建“能承擔實際曆史重負的強韌曆史觀”299但今天的中國和日本，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以至影響到兩國知識分子、民眾之間的心理與感情：這都是我們不能不麵對的現實。或許正因為如此，每次見到丸山升先生、木山英雄先生，想起伊藤虎丸先生，都有說不出的親切感，和因稀缺而越加依戀的“相濡以沫”的感覺，而且會湧出許多複雜而難以言說的感慨。我在去年與“三十年代研究會”的朋友座談會上說了一些，但也沒有說清楚；這裏也就不再多說了。
總之，無論是伊藤虎丸先生的《魯迅、創造社與日本》，木山英雄先生的《文學複古與文學革命》，還是我們今天要著重討論的丸山升先生的《魯迅·革命·曆史》，在我的感覺中，都不是一般的學術著作，這是一部和我們的生命相關的曆史，因此我們將直麵作者自身的，以及我們自己的心靈的曆史。
（二）我感悟到的丸山先生對中國的革命和社會主義實驗的持續關注剛才尾琦文昭先生的報告中，提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受“竹內魯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