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新變動，這都引發了丸山升先生的獨立思考。這其中也包括了對戰後日本研究的“初衷”———在與中國的對比中“構築日本批判的立足點”的反思。丸山後來這樣談到了代表這樣的“初衷”的竹內好的研究的得失：由於“先存在著強烈的日本批判，然後將中國設定為對立的一極。其結果便導致一種傾向：當竹內好的日本批判敏銳地擊中要害時，被設定為另一極的中國所具有的特質就被尖銳地刻畫出來；但另一方麵，倘若竹內好的日本批判稍稍偏離要點，就那一問題描述的中國像和中國現實的偏離便十分明顯”。由此得出的結論是：“中國現實的複雜性已經大幅度地超出了（日本）中國研究的‘初衷’所描繪的中國像。”———“正視與努力揭示中國現實的複雜性”：這正是丸山升先生為自己找到的在日本中國研究中的新的立足點。應該說這是一個相當高的起點。
“革命人魯迅”和“革命家魯迅”
作為丸山升魯迅研究的突破性標誌的，自然是他在《魯迅———他的文學與革命》（1965）一書中所提出的“革命人魯迅”的命題。為便於討論起見，我們先將他的這一命題的要點列舉如下———1．“竹內好氏將他第一本專著《魯迅》的中心思想概括為立於‘文學者魯迅無限生發出啟蒙者魯迅的終極之處’，如果套用他的說法，可以說我的立場是探尋‘將革命作為終極課題而生活著的魯迅（倘若從他後來的話語中尋找形容這樣的魯迅最合適的詞，我想應該是‘革命人’吧）生發出文學者魯迅的這一無限運動’。”
2．“確實至少到1920年代中期之前，離開這一‘寂寞’將無法討論魯迅的文學，但是，重要的是寂寞也罷、絕望也罷，一切都無法片刻離開中國革命、中國的變革這一課題，中國革命這一問題始終在魯迅的根源之處”，“‘革命’問題作為一條經線貫穿魯迅的全部”。
3．“而且這一‘革命’不是對他身外的組織、政治勢力的距離、忠誠問題，而正是他自身的問題。”
《後記》，《魯迅·革命·曆史》，頁399。
《作為問題的1930年代》，《魯迅·革命·曆史》，頁187、188。
構建“能承擔實際曆史重負的強韌曆史觀”303“對魯迅來說，所謂革命就是那樣的存在，在那兒他押賭了自己的青春。當他意識到辛亥革命失敗之時，是作為自己至那時為止的青春曆程（革命征程）的一舉失敗來體驗的。”
4．“魯迅原本就處於政治的場中，所有問題都與政治課題相聯結；或者可以進一步說，所有問題的存在方式本身都處於政治的場中。”
“我們經常說，魯迅認為光是政治革命救不了中國，需要精神的、或者說是人的革命。但是更準確地說，魯迅從未在政治革命之外思考人的革命，對他而言，政治革命從一開始就與人的革命作為一體而存在。他說‘滅滿興漢’之時，不單意味著要將滿人的政府變為漢人的政府，而意味著要將甘願忍受滿人統治的漢民族變為奮起反抗的人種。即使是將革命作為精神的問題、人的問題來把握，也並非在‘政治革命’之外單獨考慮‘人的革命’和‘精神革命’。”
5．“魯迅作為一位個體在麵對整個革命時的方式是精神式的、文學性的，這在性質上異於部分地隻將革命中的文學、精神領域當做問題的做法。”
6．“如此渴望革命的魯迅在文章中，對於革命後的政治製度和社會製度沒有一句展望。這也許表示他作為政治家是不夠格的。”麵對丸山先生1960年代提出的“革命人魯迅”，人們很容易要聯想起毛澤東早在1940年代就提出的“革命家魯迅”，毛同時提出的是“文學家”魯迅與“思想家”魯迅，而在1960年代的中國，“革命家魯迅”更是被格外突出與強調的。但“革命人魯迅”與“革命家魯迅”顯然是不同的概念，甚至可以說，前者正是對後者的一個反撥。
首先，“革命人魯迅”的“革命”具有內發性與自發性，是魯迅內在生命的需要與欲求，這也正是魯迅在“革命文學論爭”中所要堅持的；而“革命家魯迅”所要強調的，是革命理論的外在灌輸，而在1960年代的中國，更是要強調，魯迅之所以成為“革命家”是他自覺接受改造的結果。人們正在試圖將“革命家魯迅”
塑造成一個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的樣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