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6章 海外現代文學研究(1)(2 / 3)

影響又有別於他的“丸山魯迅”。我不了解日本的思想文化背景,因而無法對“丸山魯迅”說些什麼。我所能談的,是作為一個中國學者,而且是有著自己的經曆和思想發展脈絡的我,對丸山先生及其學術的一些理解和感悟,也可以說是“我的丸山觀”。它可能有點意思,但難免有誤讀,其局限性是顯然的,這是首先要請丸山先生和日本朋友們諒解的。

我首先注意到丸山先生對於他自己的立場曾有過這樣的表述:“我自以為基本上是站在馬克思主義立場上的”,他同時解釋,“馬克思主義”也可以稱為“科學的社會主義”,因此,對馬克思主義(科學社會主義)在中國和包括日本在內的世界的命運的關注,對他來說,是理所當然的。他又說自己是“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誕生近乎同時開始中國研究的人”,因此,他強調: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她所孕育出來的文學,或者生活於其中的文學家、知識分子所做的事情,到底是怎麼樣的。到了今天,可能‘文革’後的一代認為這些問題不必再提,但《關於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一己之見》,《魯迅·革命·曆史》,頁359。

在我是無法這般處之泰然的。”———我以為,這是我們理解丸山先生,和他的魯迅研究,中國現代文學、現代精神史研究的一個主要背景。

正是這樣的背景,決定了丸山升先生對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實驗的持續關注,對馬克思主義在中國與世界的命運,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曆史經驗教訓的持續關注,這實際上構成了丸山升先生的學術研究的基本內涵與格局。

我因此注意到這樣一個有趣的現象:如果說竹內好以“沉默的十年”的魯迅作為他的魯迅觀照的切入點,伊藤虎丸先生更關注日本留學時期和五四時期的魯迅,木山英雄先生特別鍾情於《野草》時期的魯迅,丸山升先生則始終如一地集中考察“作為問題的1930年代”中的魯迅,即和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以及蘇聯的社會主義實驗發生了複雜關係,作為左翼知識分子的晚年魯迅:這樣的不同關注重心,是顯示了不同的研究路向的。而丸山升先生正是以他的對左翼魯迅的獨到研究,既從“竹內魯迅”的影響下脫穎而出,也與他的同代學人,例如伊藤虎丸先生、木山英雄先生區別開來,從而在日本和國際魯迅及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史上留下了自己的獨特身影。

應該說這樣的學術選擇,就將研究者自身置於十分困難的境地。因為所要麵對的,是一段極其複雜的曆史,一個極有爭議的學術課題,並且具有極其尖銳的現實性。它需要極強的分寸感,稍有不慎,就會陷入對曆史的這樣那樣的遮蔽的陷阱:這真是一項高難度的研究。而且由於研究者是這段曆史的參與者,這樣的“我在其中”的研究,本身就會牽動自己最隱蔽的情感,最微妙的心理,用文學的語言來形容:這是既要麵對外在的血,自己的心又在淌血的研究。但這樣複雜的研究,又是最需要冷靜和客觀的。魯迅曾經說過,學術研究需要“冷”,而文學需要“熱”,但正如我們在下文將要談到的,丸山先生對其所關注的革命、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諸多問題的研究,始終是文學性的,是一種心靈的關注,因而必然要麵對魯迅所說的“忽冷忽熱,弄得頭昏”的困境。毫不誇張地說,這樣的研究是需要大勇氣和大智慧的。而丸山升先生的研究表明,他正是有著這樣的大勇氣、大智慧的學人,他的研究的某種不可企及性,正是源於此。

《戰後五十年》,《魯迅·革命·曆史》,頁396。

《讀書雜談》,《魯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頁460。

構建“能承擔實際曆史重負的強韌曆史觀”301(三)丸山先生的研究和中國主流意識形態、學術研究的糾纏與衝撞這樣的研究,必然要和中國的學術研究發生糾纏與衝撞。丸山先生說過,“竹內(好)的中國論,比起論述中國本身來說更傾向於論述日本”,丸山顯然繼承了這樣的傳統,他的研究中日本問題意識是強烈而明顯的。但是,丸山先生的研究,還同時具有同樣強烈和明顯的中國問題意識:他對同一時期中國知識界、學術界對他所要研究的問題的看法,有著特殊的關注和敏感,構成了一個或隱或顯的討論以至論爭的對象。

這也就是像我這樣的中國研究者對丸山先生特別感到親切,對他的研究特別感興趣的原因:不僅因為我們從小就受到馬克思主義教育,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培養出來的知識分子(1949年我正好十歲),因此,和丸山先生有著共同或相似的關注點,而且在麵對丸山先生的思考與研究時,我們不能不不斷地向自己提出這樣的問題:在丸山先生如此這般思考與提出問題時,我們在想些什麼?

由此而引發的是刻骨銘心的自省與自責。坦白地說,就是在準備這個發言時,我都無法擺脫內心的沉重:我感到十分地尷尬,但也隻能麵對。

高起點:正視和揭示中國現實的複雜性我們還是從頭說起。我們首先讀到的是寫於1960年的《魯迅和〈宣言一篇〉》與1965年出版的《魯迅———他的文學與革命》中的一章《辛亥革命與其挫折》。丸山先生曾經談到,在他學生時代,成為學生運動的一分子時,“是將中國作為尊敬與憧憬對象的無數人中之一”,而“這種‘尊敬’與‘憧憬’第一次蒙上陰影,是從反右開始的”。再加上在此前後“日本、中國所處的世界形勢發生激烈變動”,我想其中也包括了1956年蘇共二十大所開始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日本的魯迅研究》,《魯迅·革命·曆史》,頁3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