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正是這樣的複雜化的敘事，能更好地揭示現代文學發展的真實狀況。本書用了大量史實，描述了現代文學發展的曆史進程：最初相互對立的兩派，怎樣嚴家炎主編《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對當下現代文學研究的啟示289在論爭中相互吸取、補充，最後達到了曆史的“綜合”。30年代的左翼現實主義的詩歌與現代主義詩歌，原本是相互對立的，而且這樣的對立推到極端，就都出現了一種“虛驕之氣”：左翼方麵的“幼稚的呐喊”和現代主義詩歌中的“庸俗的藝術至上主義”。但到了40年代，在曆史現實的推動下，左翼現實主義和現代主義思潮都克服了自身的虛驕，自覺向對方吸取，而達到了良性的互動。正是在這樣的互動與綜合中，才出現了艾青和馮至兩個現代詩歌的高峰，以及穆旦等一批“注重綜合思維”的現代主義詩的“新生代”。如本書所分析，這背後其實是有一個對“詩的現代性”的新體認的：由二三十年代象征派、現代派簡單地以“純粹”相標榜，以“摩登”為現代，到承認對現實的關懷與承擔也是詩的現代性的題中應有之義，這都標誌著對詩歌，以至整個文學現代性觀念綜合中的成熟的（中冊第十五、十六章）。事實上，新文學與通俗文學之間，也存在著這樣的發展，由最初的對立，到逐漸相互吸取：在通俗文學方麵，出現了張恨水這樣的自覺吸取新文學營養的大家（中冊第十二章），而在曹禺、茅盾這樣的新文學重鎮的作品裏，也同樣可以發現許多通俗文學的因素。
第三，本書不僅“守正”，更有“出新”，而且有自覺的追求。
嚴先生在“後記”裏，說本書的最大特點是“具有比較豐厚的原創性”，本書的作者“不肯走現成的捷徑，依然從發掘、占有相關的原始材料做起，在吸取前人和當代學人研究成果的同時，勤奮地奉獻出自己的誠實勞動”。這裏有兩點很值得注意。其一是追求學術“原創性”。所謂“出新”，不是追逐時髦，大發吸引眼球的新奇之論，那是有嘩眾取寵之意，而無實事求是之心。本書提到了一味追求新鮮刺激的將“現代”時尚化的“摩登主義”，是追求現代性的現代文學容易落入的陷阱（中冊第十五章）；在我看來，這也是現代文學研究的一個陷阱。因此，嚴家炎先生通過本書的示範性寫作，倡導學術研究的“原創性”，不僅是對那些陳陳相因，剪刀加漿糊的模仿、變相抄襲之作的當頭棒喝，而且也是對以時髦為創新的“摩登病”的一個針砭、警示。
其二，如何追求原創性？本書的經驗是，要實實在在地“從發掘、占有相關原始材料做起”。這也是自有針對性的：因為很長時間，許多人都是以新理論包裝舊材料為原創性的。
本書因史料的新發掘而達到新認識，是隨處可見的。這裏僅舉二例。首先290中國現代文學史論當然是最引人注目，也是嚴先生最為看重的陳季同及其所創作的《黃衫客傳奇》的發現。陳季同文學觀念中的“世界文學”的概念，以及他的具有鮮明現代性的作品產生於法國，並用法文寫作，這都顯示出中國現代文學在其曆史的孕育時期，就有著與世界文學溝通的自覺意識。這當然隻是“文學地殼變動”的“預兆”，很難說就是現代文學的開端，但對我們理解現代文學的發生，還是有重大意義的。
本書第十五章對抗戰時期詩歌中的“反抒情詩派”與“新古典主義詩潮”的發掘、梳理和概括，也具有重要的史的意義。尤其是“新古典主義詩潮”以南京高校為中心，那裏曾經是“五四”時期學衡派的重鎮，其代表詩人都是黃侃、吳梅的學生，一方麵和其前輩一樣，重視中國本土詩歌傳統，但又不局限於此，自覺吸取外來現代主義詩歌經驗，追求“古典的優雅美與現代新感覺的融合”，是為“新古典主義”。這樣，老一輩的新與舊、中與外的對立，到學生輩這裏，就發展成新與舊、中與外的互動、融合，這本身也是顯示了我們在前文所說的現代文學發展的曆史軌跡的。
第四，本書原定五年完成，實際用了八年。這裏固然有集體寫作難免發生的拖延時間的因素，但確實有“八年磨一書”的意義。這使我聯想起前不久《廢名集》獲獎的事，那是“十年編一書”，這都是具有某種象征性的。如果再聯係到嚴家炎先生早在上一世紀60年代就參與了唐先生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史》的寫作，80年代初，又積極主持該書的修訂工作，成為副主編；而這本嚴先生主編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和唐本顯然有一個承接的關係。那麼，嚴家炎先生為中國現代文學史的研究與寫作，已經“磨”了五十年。這背後所顯示的學術“沉潛精神”和“韌性精神”，是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
如果聯係當下學術界的浮躁之風，就更能顯示本書的榜樣意義。記得好幾年前，劉納先生在金華召開的一次學術會議上，曾發出過“寫自己想寫的東西”、“寫慢點”的呼籲。前者是強調堅守學術的獨立自主性，後者則強調克服學術的浮躁心態，不寫粗製濫造的學術垃圾，紮紮實實提高學術質量和品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