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要特別指出的，嚴家炎先生的這些研究，在學術界也有過不同意見，曾經引發過一些論爭，其中影響最大的，就是關於金庸的論爭，關於七月派小說的論爭。在論爭中，嚴家炎先生都堅持用事實說話，據理力爭，其基本立場就是要維護文學的多元並存和文學研究、批評的多元性。在這樣的原則問題上，嚴先生是態度鮮明、堅定，絕不含糊的，這和他在學術上的寬容是相輔相成的，在學術界也產生了很大影響。
在關於“五四”新文學的評價的論爭中，嚴家炎先生發表了《不怕顛覆，隻怕誤讀》一文（載《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97年第1期），文章不長，卻有重要的意義。嚴先生認為，“反對‘五四’新文化運動和文學革命的意見，自來就有。
新儒學、後現代之類的顛覆，也不必多慮。值得注意的，我以為倒是對‘五四’的誤讀。把‘五四’新文化運動說成是‘歐洲中心論的產物’；責備‘五四’新文化運動‘全盤反傳統’，造成中國文化傳統的斷裂，都是不符合史實的誤讀。對‘五四’反對派的意見，也要防止和警惕誤讀，並非一講‘五四’毛病就是‘顛覆’”。他的態度是：“我們讚美‘五四’，繼承‘五四’，又超越‘五四’。”“不怕顛覆”，表現了嚴先生的開闊心態，在他看來，曆史與現實的一切，當然也包括“五四”，都是可以批評的；“隻怕誤讀”，是他一貫的從事實出發的態度，對建立在誤讀基礎上的批評，是要論爭、辯駁的，其所依據的，依然是事實。因此，嚴先生近年研究工作的一個重要方麵，是對“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一些引起爭議的重大問題的重新考釋，寫了一些很有分量的文章。
而“繼承‘五四’，超越‘五四’”，則為現代文學研究者在麵臨新的挑戰時，所應有的態度，提出了一個原則：一方麵，要堅守學科的基本立場，維護和繼承“五四”新文化傳統；另一方麵，又不要將其凝固化，不回避所存在的問題，要有新的發展和超越，這樣就可以使學科的發展，保持一種開放的態勢。在我看來，294中國現代文學史論嚴家炎先生所提出的這一“既堅守，又開放”的原則，對現代文學學科的健康發展，是具有長遠的指導意義的。
應該說，嚴家炎先生的三大學術思想：堅持從史料出發的實事求是的原則與學風；多元共生的文學史觀和方法論；繼承、堅守“五四”，又超越“五四”的基本立場，在他主編的這套《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裏，是得到認真的貫徹和體現的。這構成了本書內在的學術思想與精神，是其底氣所在。
在結束這篇文章時，我又想起了嚴家炎先生的一個評價，他說，我們現代文學這門學科，發展路子比較正，學風也比較正。這大概是包括我在內的現代文學研究者，對這學科、學界總有一種依戀心態的原因所在吧。這樣的學術正氣，是由學科開創者的第一代學人，王瑤、唐、李何林、賈植芳、田仲濟、陳瘦竹、錢穀融———諸位先生奠定的，又經過以嚴家炎、樊駿先生為代表的第二代學人的培植與堅守，已經形成一個傳統。現在，我們在本書的主要撰稿者，事實上已經是本學科的骨幹和帶頭人的中年學人這裏，又看到了這樣的學術“正路”、學術“正氣”的新的堅守、繼承與發展，這是我讀這套《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最為感動和滿足之處，我從中看到了學科發展的希望。因此，也要向本書的主編和所有的撰稿者表示最大的敬意。
2011年5月22—26日讀書，27日寫提綱，28日講，29—30日整理成文嚴家炎主編《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對當下現代文學研究的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