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我就受到了震動：我也是寫得太快———當然，我也可以為自己作點辯解：我寫得很快，但醞釀時間卻都很長。當然，寫得太快、太濫，也有學術體製和評價標準的原因。從另一麵說，也要防止走到極端，過於追求完美而寫得太少，最後嚴家炎主編《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對當下現代文學研究的啟示291很容易變成眼高手低。寫快寫慢、寫多寫少，或許不是問題的本質，關鍵在我們如何看待學術，我們的學術心態、學風，以至人生態度。
這又使我想起了讀本書時的一點感觸。本書第十六章談到馮至的“莊嚴的生活態度和創作態度”，以及他對文學，對社會的“承擔”。因此，他就能夠做到堅持“漫長歲月的默默積累和生死以之的嚴肅準備”，然後就會有一個“一舉讓什麼都有了交代的完美瞬間”。其實我們的學術研究工作又何嚐不是如此。本書的寫作，同樣是“漫長歲月的默默積累”，想想嚴家炎先生已經“嚴肅準備”了五十年，然後就有了這煌煌大作終於完成的這一“完美瞬間”。這書背後的莊嚴的生活態度、學術態度和對學術、社會的承擔，是不能不引發我們的同樣莊嚴的思考的：關於學術的意義，關於我們的學術責任，等等。
我還由此感受到一種從研究對象中吸取資源，自身的精神得以升華的快樂。我最近曾到河南和農村的老師進行交流，其中就談到了“老師和學生在教育中一起成長”；今天出席這本書的研討會，也想到學術研究同樣應該是研究者自身生命成長的過程：或許這才是學術研究的真正魅力所在。
最後要說的是，研討這本書，不能不談到本書的主編嚴家炎先生。其實前麵已談了不少，這裏想集中地談一談。當我讀到嚴家炎先生在“後記”裏談到他所做的工作，除親自撰寫其中重要章節外，還負責統一修改全稿，增補二萬餘字，壓縮一萬四千餘字，查對、改正了不少差錯，這一切都是在年老體衰，視力嚴重下降的情況下完成的，我不隻是深受感動，而且是大感震動。我想得很多。
特別想到嚴家炎先生對我們學科的貢獻。我們前不久剛舉行過樊駿先生的追思會，我也寫過文章。其實我們在講到樊駿先生時，幾乎同時也想到了嚴家炎先生。他們不僅彼此相知最深，而且在學科建設發展中幾乎起到相同的作用。
我的文章說樊駿先生“參與了現代文學研究傳統的構建”，嚴家炎先生也是參與構建的不可或缺的奠基者之一。許多人都說樊駿是我們現代文學研究界的“學術警察”，其實嚴家炎先生以他的“嚴上加嚴”的態度和作風，也同樣起著學術警戒的作用：在嚴家炎先生麵前，任何人都不敢馬虎。
我還想談談嚴家炎先生的學術思想，在我們學科建設上所起到的作用。我印象最深刻的，有三篇文章，對現代研究界影響也最大。
我在《我們所走過的道路》一文裏，談到80年代初學科重建時，有幾篇指導292中國現代文學史論性的文章，一篇是王瑤先生的《關於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工作的隨想》，確立了學科“既是文藝科學，又是曆史科學”的“質的規定性”；樂黛雲先生的《了解世界文學研究發展狀況，提高現代文學研究水平》，打開了學科發展與世界聯係的通道；而嚴家炎先生的《從曆史實際出發，還事物本來麵目》（後收《求實集》，北京大學出版社，1983年），則完成了學科“曆史品格”的重建。嚴先生在文章裏，用大量的事實，說明“隨意修改曆史，隱瞞事實真相的不科學、反科學的做法”，已經產生了曆史科學本身的信用危機。因此，大聲疾呼要“敢於說真話，敢於如實反映曆史”，強調“隻有真正實事求是，現代文學史也才有可能成為一門真正的科學”，“隻有從曆史實際出發，弄清基本史實，尊重基本史實，把認識統一到作品和史料的基礎上，這樣總結出來的經驗和規律，才比較牢靠，比較紮實，也才有助於我們較好地轉變學風”。這裏所說的“以接觸原始材料作為研究起點，強調從史實出發，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和學風”，不僅是嚴家炎先生此後幾十年一以貫之的基本學術思想、作風，而且也是許多學術前輩共同倡導與身體力行的，深刻地影響了現代文學研究界，形成了一個傳統。嚴家炎先生正是這一傳統最有力的開創者和堅守者之一。
嚴家炎先生第二篇影響深遠的文章是《走出百慕大三角區———談二十世紀文藝批評的一點教訓》，此文寫於1988年12月，收《世紀的足音》（作家出版社，1996年）。我們知道，一旦進入百慕大地區，輪船會沉沒，飛機也會出事；嚴先生認為，“五四”以來，中國的文藝批評、學術研究，也有這樣的危險區，他稱為“異元批評”，又稱“跨元批評”，“在不同質、不同‘元’的文學作品之間，硬要用某‘元’做固定不變的標準去評判，從而否定一批可能相當出色的作品的存在價值”。比如用現實主義標準衡量現代主義、浪漫主義的作品，反過來用現代主義標準衡量現實主義、浪漫主義作品，等等。嚴先生針對這樣的認識誤區，作出了一個重要判斷：“二十世紀文學的一個根本特征，就是多元並存。”話雖一句，卻確立了嚴家炎先生的基本學術觀點，學術立場、態度和方法，即以揭示現代文學“多元並存”的曆史複雜性和豐富性為己任，以開闊的視野、寬容的態度，看待現代文學的不同追求的作家與流派，並以多元的、變動發展的標準去衡量不同質、不同“元”的文學作品。嚴家炎先生的這一“多元並存”的文學史觀念和方法論，對學科的發展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成為文學流派研究和通俗文學研究的理論依據和基礎。他自己也是這兩個領域重要的開拓者。他對茅盾、嚴家炎主編《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對當下現代文學研究的啟示293吳組緗、沙汀等的“社會剖析的現實主義”，路翎等的“體驗的現實主義”的概括、命名，被廣泛接受，幾成定論。他對新感覺派和金庸的研究，都具有開創性的意義。而他對魯迅創作方法多元性的揭示，“複調小說”的概括，也都是魯迅研究的重要收獲。這裏所說的小說流派研究、金庸研究、魯迅研究，再加上對丁玲的研究，就構成了嚴家炎先生在現代文學研究的具體領域的四大貢獻。當然，嚴家炎先生的主要貢獻，還是他五十年一貫的對現代文學史的研究與寫作，以及對整個學科的推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