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家炎主編《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對當下現代文學研究的啟示283嚴家炎主編《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對當下現代文學研究的啟示———2011年5月28日在學術研討會上的發言將近一個星期，我都在讀這三大冊書，有一種深深的感動和滿足，我意識到現代文學史的寫作似乎到了一個收獲的季節。去年，我們剛剛討論過吳福輝先生的《中國現代文學發展史》（插圖本）；一年後，我們又來討論嚴家炎先生主編的這套《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我曾說吳著是近年文學史研究中的“集大成”
之作，“又有新的開拓”；我想對嚴家炎先生主編的這三大冊書也作如是評價。
但兩書又各有特色，各有所長，從不同方麵來集大成，作新開拓。兩書表麵上的區別是明顯的：一為個人寫作，一為集體寫作；一是研究性專著，一既是教科書，又是研究性專著。吳著比較多地顯示了這些年文化研究觀念、方法引入後現代文學研究的新眼光、新認識；它的特點是“將現代文學的發展置於同時期的現代政治、教育、出版、學術思想發展的複雜關係網絡，由此形成的文學體製中，同時突出了文學創造主體的作家，以及文學接受者讀者的複雜關係與接受途徑，因此構成一個立體的、網狀的文學史圖景”。同樣可以看出，本書也有文化研究的視野，討論每一部作品，都詳細介紹其發表、出版情況和讀者、批評界的反應，也很重視版本的考釋。講抗戰時期的曆史劇，就詳盡討論了其和同時期曆史研究的關係。但本書的重點，卻是作家、作品的研究，是這方麵成果的集大成。引人注目的，還有兩書風格的不同。吳著在書的結構，作者敘述態度、語言上，都有自覺的新的追求，具有明顯的先鋒性；而嚴先生主編的三卷本，則顯得比較傳錢理群：《是集大成，又是新的開拓———我讀吳福輝〈中國現代文學發展史〉（插圖本）》。
統，結構雖有變化，隻設章、節二極，類似專題講座，但大的結構還是教科書的寫法，沒有太大的變化。但在堅守傳統中又自覺追求創新，可以說是“守正出新”。一“先鋒”，一“守正出新”，這大概也是反映了作者、主編其人其文的特點的。
我今天要講的，就是“守正出新”對當下現代文學研究的啟示。我想講五個問題。
第一，本書是一部“以作家、作品為主體的文學史”。
這應該是主編嚴家炎先生一貫的文學史觀念和主張。他在1992年寫的《關於中國現代文學史研究的若幹問題》一文裏，就提出“文學史應該就是文學史”，“文學史顧名思義應該講的是文學作品演變的曆史”。他因此反對將並非文學而屬於政治思想、意識形態的論爭及文章寫入文學史。看來，這部《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是貫徹了主編的這一文學史觀念的。它就有了一種重要的啟示意義。我曾在一篇文章裏，談到“現在的文學史寫作，越來越花哨了，卻把最基本的東西忽略了：忘記了文學史的大廈，主要是靠作家，特別是大作家支撐的；而作家的主要價值體現，就是他的作品文本。離開了作家和作品文本這兩個基本要素，就談不上文學史。在我看來，這是常識。也許在一些人看來，這是一種過時的、保守主義的文學史觀，那麼，我就甘願堅守這樣的回到常識的、返璞歸真的文學史觀念”。因此，在評價吳福輝的文學史時，我也曾表示過這樣的“遺憾”：“就總體而言，本書長於對文學外部的描述，對文學內部的分析、敘述，則有不足。這樣的內、外的區分或許也有問題，但本書對各文體的內在發展線索，對文學語言發展的內在線索，以及文學風格發展的內在線索，未能作更精細的梳理，卻也是一個缺憾。”而吳著的不足，正是本書的長處。
許多人，特別是年輕學者不願意在作家作品研究上下功夫，其中一個“理由”就是這個領域的研究，特別是大作家的作品研究，已經比較充分，難以出新。
嚴家炎：《關於中國現代文學史研究的若幹問題》，文收《世紀的足音》，作家出版社，1996年，頁264、265。
錢理群：《“以作家作品為主體的文學史”寫作的嚐試》。
錢理群：《是集大成，又是新的開拓———我讀吳福輝〈中國現代文學發展史〉（插圖本）》。
嚴家炎主編《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對當下現代文學研究的啟示285這可能是一個誤解。在我看來，包括魯迅在內的大作家的研究，正處在一個“新的開始”階段。大作家之所以“大”，就是他的作品含量大，其潛在思想、藝術可供不斷挖掘。而已有的研究都不免受到時代和研究者自身知識結構的限製，後來的研究者完全可以作出新的開掘，有新的發現和闡釋。
本書的最突出的成就，就是對作家作品，特別是大作家、經典作品的研究和闡釋，達到了新的高度和深度。細分起來，又有四種方式。一是作出新的概括。
如將魯迅的《故事新編》界定為“表現主義的小說”（上冊第六章）；對艾青的兩個總體新定位：一是和杜甫筆下“唐代中國形象”、涅克拉索夫的“近代俄羅斯形象”、惠特曼的“近代美國形象”一樣，艾青塑造了“詩的現代中國形象”，二和法國阿拉貢、英國奧登一樣，是“左翼現代主義詩人”（中冊第十六章）：這些新概括可能會引起爭議，但確實很有新意，有助於認識的深化。第二種方式，是在已有的關照下，作更深入的分析。如本書對茅盾小說的結構藝術、敘事範型的剖析，就相當獨到細致，極富啟發性（上冊第十章）。其三，是從一個新的角度切入，有新的開拓。如對老舍與沈從文的研究，都注意到他們和“五四”新文學傳統之間的縫隙、不和諧之處，甚至稱之為新文學的“異端”，由此生發出去，就有了新的發現和概括。研究者注意到胡適與魯迅都對老舍評價不高，進而指出：“老舍的民間文化趣味和輕鬆的表達方式和新文學作家有明顯的距離”，“審美取向、生活取向並不一致”，“老舍本人也與精英知識分子保持距離”，自覺地迎合新興的文化消費市場：老舍或許就在這樣的差異中獲得了自己的特色和獨特價值。研究者還特別注意到老舍“市民的國家主義”立場：“在他看來，國家安定富強、秩序，都是第一位的。因為隻有這樣，市民才有好日子過。”這就能夠較好地解釋老舍抗戰時期的積極表現，和他在1949年以後對共產黨領導的新國家的擁護態度，為老舍研究打開了新的思路（上冊第十一章）。對沈從文的關照，也集中在他不同於“五四”啟蒙立場的“鄉下人”立場和他對“五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