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裏，還涉及文學教育的問題。這也是這些年的怪事：學生對於現代文學可以侃侃而談，但卻沒有好好讀作品。我曾經對中學語文教育下過一個“定義”：“語文課就是愛讀書、寫作的老師，帶領著學生讀書、寫作，從中感受快樂和生命的意義”；在我看來，大學的文學教育的本意、基本任務，也就是引導學生認認真真地讀文學作品。最近讀到陳平原先生的《作為學科的文學史》，他也在那裏呼喚大學文學教育中“那壓在重重疊疊的‘學問’底下的‘溫情’、‘詩意’和‘想象力’”。這是切中時弊的：當下大學文學教育中的知識化、技術化的傾向，文學教育本應有的人文精神的培育、性情的熏陶、想象力的激發———功能的弱化以至喪失，確實令人擔憂。本書作為教科書，或許在引導學生讀文學原著上可以起一個示範作用。———順便說一點，我讀本書的敘述，在感受其知性分析力量的同時，也處處感到一種或濃或淡的詩意，這才是“文學的”敘述，卻是許多文學教科書所忽略的，本書在這方麵，也有示範的意義。
第二，本書的“守正”特點的另一個重要方麵，是對現代文學史研究中的許多重大問題的“中庸”立場，還原曆史的複雜性、豐富性的自覺努力。
現代文學本身的發展，以及文學史的敘述，都會遇到一係列的不能回避的問題。如新文學與通俗文學，左翼文學和自由主義文學，現實主義文學與現代主義文學的曆史地位、評價，及其背後的雅與俗、古與今、中與外、個人與社會———的關係，歸根結底，就是對文學現代性的認識問題。而在很長時間裏，支配著我們的曆史進程和曆史敘事的，都是非此即彼、非正確即錯誤的二元對立的思維。就以文學史的敘述而言，我們曾有過等級製的曆史敘述，視新文學、左翼文學、現實主義文學為正統，而將通俗文學、自由主義文學、現代主義文學視為非正統、非主流，甚至逆流、反動、反革命。後來撥亂反正，又反過來，視自由主義文學為“真正的文學”、“純文學”；把現代主義等同於文學現代性；也有人鼓吹唯有通俗文學才是中國本土的文學，而新文學不過是舶來品；舊體詩才是詩，新詩不是詩；與現實保持距離的、閑適的文學才是“正宗”，介入現實政治鬥爭的文學都是“公式化、概念化”的“非文學”———等等，革命文學、左翼文學、解288中國現代文學史論放區的工農兵文學的合理性、合法性都受到了質疑。這些年，魯迅不斷受到挑戰，甚至有人揚言，要把魯迅“拉下人壇”，也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值得注意的，近來在批判普世價值的保守主義和國家主義的熱潮裏，又出現了貶抑主要借鑒西方文學資源的現代主義文學的苗頭，好像向西方學習成了原罪，更有人尖銳批判“五四”啟蒙主義傳統，重提改造國民性的命題是“殖民主義話語”。在強調文學的現實關懷時，似乎又出現了貶抑和現實保持距離的作家作品的傾向。
凡此種種都表明，對曆史評價的分歧、論爭，已經成為當下中國思想、文化、學術界的一個焦點問題。作為現代文學的研究者，有責任對這些問題作出我們的回應，這也可以說是學術研究應有的現實關懷。
我們的回應當然應該是學術、科學、理性的。這裏的關鍵，就是要從二元對立的思維中走出來，結束不是絕對肯定，就是絕對否定，在兩個極端中搖擺的“鍾擺現象”，回到“中點”，也可以說是回到“中庸之道”上來。這絕不是折中、調和，而是要還原曆史本來具有的複雜性和豐富性。而要做到這一點，就要像嚴家炎先生一貫強調的，要從曆史的事實出發，而且是曆史的“全部事實”，而不是經過主觀篩選的片斷的，甚至是歪曲的事實。所有的判斷與概括，都必須經過曆史事實的檢驗；因此，一個負責任的曆史學者，不但要重視有利於自己論斷的事實，更要重視不利於自己原有論斷的事實，從而作出某種修正。這就需要：一有努力收集，以至窮盡有關史料的功夫，二有敢於正視事實的勇氣和科學態度，三有善於處理複雜問題的學術能力。在我看來，以嚴家炎先生為首的《二十世紀文學史》的研究團隊，在這三方麵都做得很好。因此，本書在處理許多文學論爭，例如30年代魯迅和梁實秋關於人性論的論爭，40年代左翼和戰國策派的論爭時，就不再簡單地作曆史的判決，而是首先弄清論戰雙方的全部觀點及其內在思想邏輯，有一個全麵的客觀的理解，充分揭示其內在的複雜性，又能在更廣闊的曆史視野下，揭示問題的實質。再如本書對“五四”時期新文學對黑幕小說的批判的敘述，首先對“黑幕小說”出現的背景、實際創作情況作了詳盡的考察；不僅注意到新文學陣營方麵批判的依據和主要觀點，同時又不回避新發現的史實：最早以來批判的，是被認為屬於鴛鴦蝴蝶派的包天笑。由此作出的曆史描述與分析，就充分地複雜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