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4章 學科研究評述(27)(3 / 3)

這裏,還涉及文學教育的問題。這也是這些年的怪事:學生對於現代文學可以侃侃而談,但卻沒有好好讀作品。我曾經對中學語文教育下過一個“定義”:“語文課就是愛讀書、寫作的老師,帶領著學生讀書、寫作,從中感受快樂和生命的意義”;在我看來,大學的文學教育的本意、基本任務,也就是引導學生認認真真地讀文學作品。最近讀到陳平原先生的《作為學科的文學史》,他也在那裏呼喚大學文學教育中“那壓在重重疊疊的‘學問’底下的‘溫情’、‘詩意’和‘想象力’”。這是切中時弊的:當下大學文學教育中的知識化、技術化的傾向,文學教育本應有的人文精神的培育、性情的熏陶、想象力的激發———功能的弱化以至喪失,確實令人擔憂。本書作為教科書,或許在引導學生讀文學原著上可以起一個示範作用。———順便說一點,我讀本書的敘述,在感受其知性分析力量的同時,也處處感到一種或濃或淡的詩意,這才是“文學的”敘述,卻是許多文學教科書所忽略的,本書在這方麵,也有示範的意義。

第二,本書的“守正”特點的另一個重要方麵,是對現代文學史研究中的許多重大問題的“中庸”立場,還原曆史的複雜性、豐富性的自覺努力。

現代文學本身的發展,以及文學史的敘述,都會遇到一係列的不能回避的問題。如新文學與通俗文學,左翼文學和自由主義文學,現實主義文學與現代主義文學的曆史地位、評價,及其背後的雅與俗、古與今、中與外、個人與社會———的關係,歸根結底,就是對文學現代性的認識問題。而在很長時間裏,支配著我們的曆史進程和曆史敘事的,都是非此即彼、非正確即錯誤的二元對立的思維。就以文學史的敘述而言,我們曾有過等級製的曆史敘述,視新文學、左翼文學、現實主義文學為正統,而將通俗文學、自由主義文學、現代主義文學視為非正統、非主流,甚至逆流、反動、反革命。後來撥亂反正,又反過來,視自由主義文學為“真正的文學”、“純文學”;把現代主義等同於文學現代性;也有人鼓吹唯有通俗文學才是中國本土的文學,而新文學不過是舶來品;舊體詩才是詩,新詩不是詩;與現實保持距離的、閑適的文學才是“正宗”,介入現實政治鬥爭的文學都是“公式化、概念化”的“非文學”———等等,革命文學、左翼文學、解288中國現代文學史論放區的工農兵文學的合理性、合法性都受到了質疑。這些年,魯迅不斷受到挑戰,甚至有人揚言,要把魯迅“拉下人壇”,也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值得注意的,近來在批判普世價值的保守主義和國家主義的熱潮裏,又出現了貶抑主要借鑒西方文學資源的現代主義文學的苗頭,好像向西方學習成了原罪,更有人尖銳批判“五四”啟蒙主義傳統,重提改造國民性的命題是“殖民主義話語”。在強調文學的現實關懷時,似乎又出現了貶抑和現實保持距離的作家作品的傾向。

凡此種種都表明,對曆史評價的分歧、論爭,已經成為當下中國思想、文化、學術界的一個焦點問題。作為現代文學的研究者,有責任對這些問題作出我們的回應,這也可以說是學術研究應有的現實關懷。

我們的回應當然應該是學術、科學、理性的。這裏的關鍵,就是要從二元對立的思維中走出來,結束不是絕對肯定,就是絕對否定,在兩個極端中搖擺的“鍾擺現象”,回到“中點”,也可以說是回到“中庸之道”上來。這絕不是折中、調和,而是要還原曆史本來具有的複雜性和豐富性。而要做到這一點,就要像嚴家炎先生一貫強調的,要從曆史的事實出發,而且是曆史的“全部事實”,而不是經過主觀篩選的片斷的,甚至是歪曲的事實。所有的判斷與概括,都必須經過曆史事實的檢驗;因此,一個負責任的曆史學者,不但要重視有利於自己論斷的事實,更要重視不利於自己原有論斷的事實,從而作出某種修正。這就需要:一有努力收集,以至窮盡有關史料的功夫,二有敢於正視事實的勇氣和科學態度,三有善於處理複雜問題的學術能力。在我看來,以嚴家炎先生為首的《二十世紀文學史》的研究團隊,在這三方麵都做得很好。因此,本書在處理許多文學論爭,例如30年代魯迅和梁實秋關於人性論的論爭,40年代左翼和戰國策派的論爭時,就不再簡單地作曆史的判決,而是首先弄清論戰雙方的全部觀點及其內在思想邏輯,有一個全麵的客觀的理解,充分揭示其內在的複雜性,又能在更廣闊的曆史視野下,揭示問題的實質。再如本書對“五四”時期新文學對黑幕小說的批判的敘述,首先對“黑幕小說”出現的背景、實際創作情況作了詳盡的考察;不僅注意到新文學陣營方麵批判的依據和主要觀點,同時又不回避新發現的史實:最早以來批判的,是被認為屬於鴛鴦蝴蝶派的包天笑。由此作出的曆史描述與分析,就充分地複雜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