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國民性”主題的質疑，從而認為沈從文創作的特點與貢獻，在於“揭示出被啟蒙主義遮蔽的民間世界的真相”，創造出“與啟蒙文學所描繪的完全不同的充滿生氣和野性的生活圖景”（中冊第十二章）。這樣的分析都是別開生麵的。其四，是和現有的研究熱潮保持距離，作冷靜的獨立思考，而作出更為複雜的評價。這突出地表現在對張愛玲的論述上。這些年持續不斷的“張愛玲熱”
其實是遮蔽了許多更清醒的聲音的。我注意到被許多人認為深受張愛玲影響286中國現代文學史論的王安憶，就談到張愛玲“放過了人生更廣闊及深厚的蘊涵”，“很容易地，又回落到了低俗無聊之中”。本書的分析，或許更具有學理性。研究者抓住了張愛玲生活的“亂世”的時代特點，及其自身的“末世”之感，比較準確地概括了張愛玲作品的主題：“傳寫末世人性之變和亂世的人性之常”，揭示了她作品所特有的“既反傳奇，又不無傳奇性”的敘事，由此而充分肯定其創作所達到的“過人的心性深度”和“富於韻味的文學語言”，同時又指出這樣的選擇可能付出的“風格不高”的代價，以及張愛玲耽溺於傳奇趣味而缺乏反省節製，結果導致了人性觀、人生觀的下滑，美學趣味的偏至，提出了一套“但求個人安穩於現世，不妨苟全於亂世”的“亂世生存哲學與生存美學”，“一位才女的傳奇終於隻有一個好的開頭，而未能有一個好的收場”（中冊第二十章）。這樣的複雜化的剖析和評價，既比較切合作家創作實際，又認真總結了其中的曆史經驗教訓，更具有警世的作用。———本書以上研究成果，都顯示了在作家作品研究深度上努力出新的趨向，在這方麵不斷開拓的天地是很廣闊的。
本書研究的另一個趨向，就是恢複文學本性的自覺努力，對文學本體、文學形式和文學審美的關注。這其實也正是當下現代文學研究的一個問題，即越來越遠離文學，不像“文學研究”了。當然，這些年我們對“文學”的理解，確實發生了很大變化，認識到文學，尤其是現代文學，不隻是指文本，而且包含了文本的生產與流通，作者主體精神的滲入，以及讀者的接受，這就是文化研究得到普遍認可的原因；但這並不能導致對文本的忽略，文學的一些基本點，例如文學的審美性，更是不能否認與忽略的。我曾寫過《文學本體與本性的呼喚》的文章，寫於2000年，至今已經有11年，堅守文學本體研究的人卻越來越少了。或許正因為如此，我讀本書，最感興趣的，就是在吳福輝那裏沒有充分展開的文學內部因素發展線索的細致而精當的梳理和分析。本書對小說、詩歌、散文文體的流變，文學創作方法（現實主義，浪漫主義，現代主義）發展的流變，文學風格發展的流變，都有一以貫之的關注與描述，其中尤為精彩的，是對從魯迅、廢名、茅盾、吳組緗、李稢人到沈從文、老舍、沙汀、路翎、錢鍾書、師陀、蕭紅、張愛玲對小說模式創造的貢獻的梳理與概括，都讓人有耳目一新之感。“知性散文”概念的提出，也頗具啟發性。相形之下，戲劇文體的發展線索不夠明晰，對文學語言王安憶：《世俗的張愛玲》。
嚴家炎主編《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對當下現代文學研究的啟示287的發展未能給予更充分的關注，這都留下了遺憾，也就有了進一步開拓的餘地。
以上所說以作家作品研究為中心，注重文學本體的研究，這其實都是文學史研究的本分、本職，這些年有所忽視，本書的示範，就具有回到原點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