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正應該結束這樣的“鍾擺現象”，回到中點上，恢複曆史本來具有的複雜性（本書的敘述就充分注意到左翼文學內部的差異，分化，相互補充，製約，衝突與發展），尊重前人所作出的一切努力與貢獻，對他們在探索過程中的困惑與失誤，給予同情的理解，並從中吸取曆史的經驗教訓，以既堅持又質疑的態度來對待留給我們的這份現代文學遺產，包括五四文學、左翼文學、革命文學傳統：這正是對現實提出的曆史評價問題所作的學術的、科學的回應。
本書對也是現實所提出的對京派文學、海派文學、通俗文學的評價問題的回應，更具特色，作者完全走出了二元對立的簡單模式，用詳盡的史料、細密的是集大成，又是新的開拓281分析，揭示其相互撞擊，又相互聯結，滲透，製約，影響，共生互融。在這方麵，本書有許多讓人眼睛一亮的發揮，顯然是多年研究的結晶，是這部文學史的華彩篇章，這裏就不一一列舉。我更有興趣與感動的，是無處不在的“同情的理解”；而且在我看來，這不僅是一種學者應有的科學態度（我曾經把“同情的理解”與“正視後果”視為文學史研究的兩條必須遵守的原則），更融入了作者自己的生命體驗和審美經驗：熟悉吳福輝的朋友都知道，他出生於江南，卻成長於北國，人也是南人北相，是吃著京派文學、海派文學和通俗文學的奶汁長大的，直到現在，也還遊走在北京、上海兩個城市之間。所以由他來講述這三大文學，正是恰得其人。而前述他對五四文學、左翼文學、革命文學的同情的理解，也是因為我們這一代都是被這些文學所滋養的。而這滋養，是既深得其益，又深受其害的。也就是說，所要研究與敘述的對象，是和自己的生命攸關的；研究、反省、講述這段曆史，在某種程度上，正是研究、反省、講述我們自己。這背後隱含的，不僅是深切的現實關懷，更是深遠的人文關懷，刻骨銘心的生命關懷。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讀吳福輝的這部皇皇大作，雖深感於其材料的豐富，卻又覺得這些材料都虎虎有生氣的原因所在。這樣的學術的生命活力，是那些將學術技術化的著作所不能望其項背的。
在這個意義上，吳福輝的這部著作，也是對我們前麵說到的當下現代文學研究弊端的一個反撥。
當然，讀吳福輝的這部著作，掩卷回想，也會有些遺憾。我感到的主要有兩點。一是盡管前麵說過本書時有精到的文本分析，但就總體而言，本書長於對“文學外部”的描述，對“文學內部”的分析、敘述，則有不足。這樣的內、外的區分或許也有問題，但本書對各文體的內在發展線索，對文學語言的內在發展線索，以及文學風格發展的內在發展線索，未能作更精細的梳理，卻也是事實。其實，吳福輝在這些方麵，是作過一些研究的，例如他對諷刺文學的研究，在80年代是相當矚目的，也就是說，還有發揮的餘地。另一方麵，如果將本書和作者也參與編寫的《現代文學三十年》相比，也可以發現，盡管已經有了許多新的精彩的分析和發現，但就對這三十年文學的分析、評價和框架，還沒有實現總體的突破。這或許是一個苛求。因為就整個學科的發展而言，我們對三十年文學的重新研究，再認識，才剛剛開始；我因此曾經表示，現階段現代文學的研究的重心，還在對局部問題的再發掘，再認識，在有了更多的積累和更豐厚的理論準備，在282中國現代文學史論相關學科（例如現代思想史、學術史）有了更大的發展之後，才可能有綜合的突破性的整體研究，在這個意義上，我認為重寫現代文學史的時機尚未成熟。但這絲毫也不影響像本書這樣的既是階段性成果的總結，又是新的探討和開拓的文學史著作的意義和價值，這都是學術研究必不可少的積累，是我們一開始就說的學科發展長河裏的“中間物”，卻又標示著一個時代、階段的學術水平。因此，我認為，作者將本書定位為“為將來的文學史先期地展開各種可能性作一個預備”，既是對自我價值的有限性的一個清醒，也是對自身價值的一種自信與自尊。這樣的學術清醒、自信與自尊，都是極其可貴的。
最後還要說一點：本書的價值，不僅在其對學科積累的重要貢獻，更在於其所顯示的學術精神。我想概括為三點：一是學術的沉潛精神，二是學術的想象力與創造力，三是學術背後的現實關懷、人文關懷和生命關懷。這都是切中當下現代文學研究的時弊的，其啟示意義是不言而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