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表”與“圖”，以及典型年代（1903，1921，1936，1948）文學大事記的特意設置，更是吳著結構上的一個亮點。在我看來，在這背後也隱含著學術上的一個自覺追求，就是努力接近文學發展的原生形態，這是有助於幫助讀者進入曆是集大成，又是新的開拓279史的具體情境的。作者在這方麵的努力，及其成果與不足，應有專文的討論，我沒有專門的研究，就不多說了。
這裏，還需要談及作者的敘述姿態與語言。在我的感覺裏，作者完全擺脫了以往文學史寫作難免的嚴厲的審判官、所謂“文學規律、法則”的發現與宣示者與導師的身份和架勢，而是像一位飽有經驗和學識的“導遊”，引我們讀者一路走來，觀賞路邊應接不暇的文學風景，他介紹，指點，也偶有評論，卻並不強加於人，隻是引“導”我們自己去“遊”，當我們真的自己去遊（閱讀原著）了，他就隻站在一旁微笑：盡管我們已經把他的介紹忘記了，他的目的也達到了。這裏不僅有和讀者一起平等地觀賞和研究的態度，更包含了作者自己對其敘述對象———精彩紛呈的現代文學風景的熱愛，欣賞，以至陶醉，正是這一點，深深地吸引和打動了讀者。這樣，這本書的敘述，盡管總體上采用的是嚴謹而簡練的學術語言，但也有隨筆的筆法的滲入，顯得親切而有情致。再加上作者對生活與文學細節的精心選用，就平添了學術著作中所少有的趣味性。這是一本好看好讀的文學史：這本身就是別開生麵的。
這自然和本書是一部個人文學史著作有關。這也是作者的一大貢獻：這是對1949年以後文學史寫作的“教科書模式”的重要突破。我在本書出版座談會上說過：“這樣的教科書模式是和現代文學進入大學教育的學科體製相適應的，這本身是具有重要意義的。但教科書模式成為唯一，就有了問題：一是容易形成某種固定化的單一觀念與敘述方式，會影響個人創造性的發揮，難以形成文學史研究多元化格局，這也是這些年出版的大量文學史大都陳陳相因的根本原因；二是會逐漸將文學史研究與寫作知識化，而遮蔽了其內在的現代文學精神。
現在，我們終於有了一本有別於教科書的個人文學史專著，這是一個重要的開端。”我在這裏要補充的是，這樣的個人文學史專著，是最有利於文學史研究的個性化的，不僅是個人文學觀念與趣味所形成的獨特的關照點，而且也包括個人的敘述方式、語言的獨特性，以及作者個人感情的有節製有限度的投入，在某種程度上構成主客體的融合。這在教科書模式裏都是大忌，但卻構成了個人文學史的特點。
我還要強調的，是這部現代文學史的“當代性”。如前文所說，文學對時代“主題”的及時回應，是現代文學的重要品格與傳統；因此，現代文學史的研究，也必然與自己所處的時代政治、思想、文化、文學思潮密切相關，需要對時代所280中國現代文學史論提出的問題作出自己的學術回應。在80年代，現代文學史研究曾經是一門時代的顯學，在當時的思想解放運動中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盡到了對自己時代的曆史責任。這是一個值得珍惜的傳統。當然，今天現代文學研究某種程度的邊緣化，也是一個時代的自然選擇。但並不等於我們學科因此就不再受到時代的挑戰。事實上，當下中國政治、思想、文化、文學、學術的許多現實的重大問題，都會涉及對現代文學曆史的認識。比如對五四新文學，對30年代的左翼文學，對40年代的延安文藝的評價，以及對相關的胡適為代表的自由主義作家，以魯迅為代表的左翼作家的評價，都直接關係著對五四新文化運動，對中國革命曆史的認識，其現實意義是十分明顯的，事實上都是當代思想、文化思潮中爭論的焦點問題。而對現代文學中的通俗文學，京派、海派文學的評價，也和當代文學的發展直接、間接相關。我們前麵提到的現代文學研究中的“脫離、回避現實”的傾向，所指的也就是對時代所提出的這些學術問題的回避。而成長於80年代的吳福輝這一代學者，對現實的關懷，是滲透於其血肉中的；隻是個性與經曆的不同，反應的方式、程度不同而已。因此，我讀吳福輝這部著作，就特別敏感於他對當代現實所提出的前述問題的回應。
我注意到他的回應，首先是學術的，有距離的，並不是論戰式的（這自然和文學史的學術文體有關），也就是說，他的現實關懷是隱含在對曆史的學術研究與敘述中的。比如他對五四新文學，對左翼文學，對延安文藝的考察與評價，就始終堅持我們這一代所選擇的“曆史”的與“美學”的評價標準，既充分地肯定其曆史作用和價值，又不回避其曆史局限及負麵影響，或許有人會批評這是折中，但在我看來，我們或許正需要這樣的“中庸之道”，因為當下對曆史的評價，總是好走極端：或者全盤肯定，將其理想化、絕對化，或者全盤否定與妖魔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