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洪子誠的書裏的一個細節運用更讓人歎服於作者的眼光：這是1956年《文藝報》第1號刊登的由丁聰、葉淺予、米穀、華君武等十位著名漫畫家創作的《萬象更新圖》，近百位作家按照他們的地位、創作的題材類別、當時正在從事的工作等情況分布在這占有4個16開版麵的長卷上。這幅巨型漫畫在當時的讀者（包括我這樣的大學一年級的學生）中是引起過強烈反響的，但隨著時間的流逝，早已被遺忘，以後年代出生的讀者更是一無所知了。現在被洪子誠先生重新發掘出來，無論對曆史的當事人，還是今天的讀者都會有耳目一新之感。而作者卻提醒我們注意：“這幅漫畫在無意中向人們提示了當時中國文壇的總體狀況和格局”，例如左翼作家，特別是來自解放區的作家占據了新中國文學格局中的中心位置；一個主要從事製定、執行文學政策，對文學領域進行領導和控製的階層已在形成，等等。這裏，所顯示的是對於曆史細節的敏感，以及發現與揭示細節背後隱藏著的意義的思想穿透力：在我看來，這正是作為一個文學史家的思維的特點與應有的基本素質。
關於對“曆史細節”的重視，還可以再發表一點議論。在我看來，這不僅是一個敘述的策略、方式，而且也包含了一種曆史的觀念與想象。如曠新年所說，“對於曆史寫作，是關心長時段，還是注重事件，是沉入日常生活，還是關注危機，這都蘊涵了特殊的曆史想象”。我由此聯想起作家李銳在讀了《1948：天地玄黃》一書以後，給我的來信中的一段話：“說到曆史，人們總是更看重朝代更換，更看重軍事、經濟、政治製度這樣一些外在的事件。很少有人把內心裏的精神和語言的掙紮、猶豫、死滅、新生，看成是曆史的一部分。即使有思想史、文化史，也大都關死在‘製度’、‘國家’、‘民族’這樣一些大字眼的框架裏。讀先生此書，讓我看到情感、心靈、語言的曆史；讓我看到外在的曆史，是如何變成帶著體溫的絕望、猶豫、彷徨和最終無奈的選擇；如何變成半杯殘酒，一盞孤燈，幾行永遠封存的回憶。”拙作顯然不能承受這樣的評價，但李銳先生的意見卻很值得重視，比如他強調寫“情感、心靈、語言的曆史”就很有理論價值，對於文學史的寫作，尤其重要。我很讚同李銳先生的這一意見：“語言的自覺”是百年中國文學的“中心問題”，一部百年中國文學史在一定的意義上，是一部“語言的掙紮，不斷轉向”的曆史———這個問題比較複雜，需另作專題的討論。這裏要說的是，前文所提及的對曆史細節的重視，實際上就包含著對人的內在精神———情感、心靈……的關注，對人的日常生活的關注：這確實是意味著一種文學史的想象新的可能性與新的困惑275方式的。
最後還要說一點：前述對文學史的敘述者（研究者）的自我權威性的質疑，在敘述策略上，則表現為對敘述與評價本身的質疑，相對化處理。在這方麵，洪子誠先生的著作是做得比較好的，由此形成了一種委婉曲折的敘述風格。而幾位年輕的作者的一些論斷則給人以太滿、過於絕對的感覺———當然，痛快淋漓也是一種風格。
1998年12月16日夜在斷斷續續中寫成276中國現代文學史論是集大成，又是新的開拓———讀吳福輝《中國現代文學發展史》（插圖本）我讀吳福輝《中國現代文學發展史》（插圖本），首先注意到的是作者《自序》裏的這段話：“本書的目標不是企圖建立一個新型的範式。它不過是未來的新型文學史出現之前的一個‘熱身’，為將來的文學史先期地展開各種可能性作一預備。”作為同代人，我對吳福輝這一自期裏的“學術中間物”意識是非常理解與共鳴的：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曆史發展長河裏的一磚一木，過渡橋梁。因此，對本書意義和價值的考量，必須將其置於新世紀以來現代文學學科發展的曆史情境和脈絡裏來討論。
但這又是一個大題目，不是本文所能說清楚的；這裏隻能談談個人的一些觀察與感受。2002年我在現代文學研究會年會上有一個發言，談到了我們的學科發展的兩大危機：一是“學術的體製化、商業化，權力與利益對學術的滲透，學術的腐敗”造成的“表麵繁榮下的學術泡沫化”，二是學術研究的技術化，“有可能走向脫離、回避現實，從而削弱其創造性、批判性品格”，而這恰恰是現代文學研究的重要傳統。我因此而談到：“這些都會讓人不由自主地產生一種無聊感和荒謬感：我們的學術還有意義和價值嗎？”———這恐怕是許多人共同的對學科發展的焦慮感。但我還是抱有謹慎的樂觀，在發言裏又談到：在這“喧鬧的世界”裏，依然存在著“生命的、學術的沉潛”。我的結論是：“一方麵是學術的腐敗，另一麵卻是莊嚴的學術堅守：忽略任何一麵，都會得不到真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