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個人化”的文學史書寫就這樣開始出現了。無論如何這是應該歡迎的。
（三）
孔慶東在他的“後記”裏有一段話也引起了我的注意與思考：“曾和師友議論過文學史應該越寫越厚還是越寫越薄。我以為這是一個螺旋上升的過程。
當定論形成之時，便越寫越薄；當定論發生問題時，便越寫越厚。厚則有縫隙，可以顛覆定論，然後再漸次薄下去。未來的若幹年內，我想是應該寫得厚一點的時候。”———讀到這裏，我突然產生了一個聯想：前麵所討論的《中華文學通史》近現代卷，以及我們所寫的《現代文學三十年》，其主要作者是我們這一代及我們的老師輩的學者，實際上是用教科書的形式將這兩代人的文學史想象（它在一定時期內成為一種被普遍接受的文學史敘述）定格下來；按孔慶東的觀點，是應該寫得薄一點的，但我們還是寫得太厚了。而孔慶東、曠新年、李書磊這樣的更年輕的一代，作為學生輩，他們是從學習我們的文學史著述開始進入現代文學的；但現在已經成熟到發現我們的敘述與想象的“縫隙”，進而“顛覆定論”了。開始時難免有種種不成熟之處，甚至在揭示前代人“縫隙”的同時，自己也留下了不少容易被人攻擊的“縫隙“；但現代文學研究或許就將因此而進入新一輪的“螺旋上升”的過程，麵對這樣的前景，我是很受鼓舞的。
因此，他們的著作當然要寫得“厚”一點。———想想看，單是一個年頭（1921、1928、1942）及其前後，就各寫了二十多萬字。這是另外一種文學史的觀照、想象與敘述方式；於是，原先進入不了研究者視野的文學（社會文化）現象現在進入了；原先被忽略了的原始資料現在被發現與激活了；原先覺得無話可說的地方現在有話（而且是很多的話）要說了，等等。人們突然發現，過去認為已經十分狹窄的現代文學研究天地，原來竟是如此的廣闊，還有多少“生荒地”
等待著人們去開墾與發掘啊。我知道，直到現在還有不少年輕的研究者與研究生認為現代文學研究的“領地”已經被前幾代的學者“分割”完了，自己隻能做些“補遺”的工作。這樣的無所作為的悲觀論是沒有根據的。在這一點上，《百年中國文學總係》的幾位年輕朋友的寫作實績是可以起到解放思想的作用的。
關鍵是前麵已經說到的文學史觀念、想象、方法的轉變與創新，尋找與確立屬於自己的曆史觀、文學觀與文學史觀，抓住這一環，整個研究路子就活了。
那麼，我們這裏討論的幾位年輕的作者發現了什麼“縫隙”，並怎樣開始了自己的想象與敘述呢？不知道這是不是巧合：三位作者都選擇了對“革命文學—左翼文學—工農兵文學”的曆史評價作為突破口。這可能有更為深刻的90年代末的思想文化背景，這裏暫不作討論；我想說的是現代文學研究自身的學術發展的背景。這是人們所熟知的：在很長的時間裏，現代文學的敘述是一種等級製的曆史敘述，人們按照“革命”與“非革命”（而當時流行的邏輯，所謂“不革命”也就是“反革命”）的二元對立的模式（與此相應的還有“無產階級文學與資產階級文學”，“現實主義文學與反現實主義文學“的對立等等）將現代文學作家與作品一分為二：前者被稱為“主流文學”，並具有幾乎是唯一的合法地位；後者稱為“支流”與“逆流”，甚至失去了合法性。文化大革命中，這樣的傾向甚至發展到了極端，連“革命文學”中的相當部分（如30年代的左翼文學與工農兵文學中的一些代表作家作品）也被宣布為“反革命的文學”而打入冷宮。麵對這樣的實質上的“文化專政”，我們這一代學者研究工作的起點，就不能不是在我們的老師們的帶領與指導下，進行文學史研究上的“撥亂反正”，也即“顛覆”原有的“定論”，對所謂“支流”與“逆流”的作家作品進行重新評價，而同時對置於神聖不可侵犯地位的革命文學進行質疑，著重於揭示其被掩蓋了的負麵。對我們這些在大一統、等級製的社會與文學傳統中成長起來的這一代學者，這既是一次思想的大解放，又是痛苦的自我清理的過程。但後來學術的發展卻又走向了另一個方向：原先被稱為“支流”與“逆流”的“不革命”（“反革命”）的文學，例如作家中的自由主義者、文化保守主義者，被稱為“現代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