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曾被排斥、遺漏在外的文學，例如通俗文學（還應加上舊體詩詞、戲曲）重新納入現代文學史的敘述，這不應是簡單的“拚盤”式的“1＋1”，它所引起的是一個研究格局的深刻變化：不再是孤立的分別的研究，而是從“新小說”與“通俗小說”，“新詩”與“舊體詩詞”，“話劇”與“戲曲”二者的既對立、競爭、製約，又互相滲透、影響的“關係”中去把握中國現代小說、詩歌、戲劇的生態發新的可能性與新的困惑265展，由此將會展現出一種新的文學景觀。在這方麵有廣闊的研究前景，還有許多艱苦的工作（包括原始資料的重新發掘與整理）要做。我在準備本文的寫作中，讀到了董健先生在《文學評論》1998年第7期上所發表的《中國戲劇現代化的艱難曆程———20世紀中國戲劇回顧》，文章明確提出：“20世紀中國戲劇最大的、帶根本性的變化，是它的古典時期的結束與現代時期的開始，是傳統舊劇（戲曲）的‘一統天下’被‘話劇—戲曲二元結構’的嶄新的戲曲文化生態所取代，並且由新興話劇在文化啟蒙和民主革命運動中領導了現代戲劇的新潮流”。
文章還指出，在20世紀戲劇發展中爭論最大的“一是如何對待傳統戲曲的問題，一是傳統戲曲自身如何進入現代即如何尋找與新時代結合的途徑問題”；文章同時具體揭示了傳統戲曲的兩種變革模式，即梅蘭芳式的“體係內”的“移步而不換形”的變動，與田漢式的追求“傳統戲曲與時代結合”，“對其進行改革與利用”；又高度肯定了田漢“將傳統戲曲的某些藝術‘基因’（如結構的開放性、情節的傳奇性、表現的寫意性）移植到話劇創作中”的經驗———董健先生在這裏完全打破了將現代戲劇史的研究局限於單一的話劇發展史的研究格局，從“話劇—戲曲二元結構”的相互關係中去把握與描述，這無疑是為現代戲劇史的研究與書寫打開了一條新的思路的。
在我看來，這類“關係”的把握，也適用於電影文學與兒童文學、民間文學的引入。也就是說，在現代文學史的敘述中增添了這幾個文學類別的內容，這隻是一個開始；更進一步的研究，還可以深入到電影與電影文學對現代小說與話劇創作的影響；民間文學研究與創作的關係；“兒童的發現”對現代文學觀念、思維、創作的意義與影響等一係列新的研究課題。
總之，《中華文學通史》近現代卷開拓了一個大的研究格局，提供了許多新的可能性，這就使本書的文學史敘述具有一種開放性，這種開放性也可以看作是本書作者所代表的幾代學者的學術品格，這對現代文學研究始終保持活躍的創造力是至關重要的。
（二）
《百年中國文學總係》，謝冕主編，共十卷，山東教育出版社，1998年5月。
十卷中《1921：誰主沉浮》（孔慶東著）、《1928：革命文學》（曠新年著）、《1942：走向民間》（李書磊著）、《1948：天地玄黃》（錢理群著）四卷，都寫的是“現代文學”這一段。我所要討論的是前三本。
《百年中國文學總係》雖是一套叢書，主編有總的設計與要求，但對各書作者的製約並不大：這是一匹匹自由慣了的“天馬”，各人盡興地在那裏發揮著自己的文學史想象，每一本都是獨立的個人著作。叢書副主編孟繁華因此坦然宣布：《百年中國文學總係》對文學史寫作而言，是“回到了一家之言的傳統”，“它不再是係統而成熟的‘流別之學’，不注重源流識別和清理，著意強調了某些精彩的特寫鏡頭，而不意屬結構的勻稱、評價的適中”（《“流別之學”與一家之言》）。而這樣的“個人寫作”恰好是對傳統的“集體寫作”的一個反撥。———“集體寫作”是四九年以後開始盛行的，到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時代就達到了頂點。最近二十年盛行的似乎是個人著述，但在文學史寫作中，無論是通史，還是文體史（小說、詩歌、散文史……）、地區文學史（如淪陷區文學史、東北文學史）等等，仍然是以集體寫作為主，而且基本上是前述教科書式的寫法，而有些個人著述，也是按照時代（或一個時期）流行的觀念、模式、結構、語言去寫作的，仍然帶有明顯的“群體”的印記。我因此而產生這樣的感慨：如果我們不能形成屬於自己的曆史觀、文學觀、文學史觀，恐怕很難有真正的“個人寫作”。
也正因為如此，當我看到李書磊談及他的關於“如何認識與評價曆史”，也即“如何認識曆史的必然性和應然性的問題”，並且明確提出“我傾向於把已然的東西都視為必然”；看到孔慶東如此談到他的“革命文學觀”與“20世紀文藝觀”：“藝術與革命最根本的相通之處在於，他們都是對現實世界的否定和反抗，他們的本質都是理想與超越，都是顛覆、毀壞和創造、重建”，“其實，藝術就是革命，革命就是行動藝術”，“革命的藝術從本質上說就是象征的和表現的，革命藝術的極致就是表現主義藝術的極致”；“沒有哪一個世紀的藝術像20世紀這樣充滿了反抗與破壞，荒誕與扭曲，具有超乎尋常的群眾性與政治性。撇開政治、革命這一維度，就無法準確理解20世紀中國的現代藝術”———麵對這樣的旗幟鮮明的宣言，一方麵，我並不（或者不完全）同意他們的觀點，並且希望另有機會與這兩位作者進行學術的論爭；但我同時又感到一種興奮：這畢竟是經過嚴肅的思考而產生的他們自己的對曆史、文學藝術，以及曆史（文學史）研究與寫作的獨立見解，並且已經貫徹到各自的研究實踐中，展現了不同於他新的可能性與新的困惑267人的文學史的想象與評價，孔慶東對瞿秋白的《赤都心史》、《餓鄉紀程》的重新解讀，即是一例。這樣的著作當然會引起爭議，甚至會引起憤怒，但近年來一直困擾著我們現代文學界的“人雲亦雲，東抄西抄，千篇一律”的平庸局麵，那沒有爭論、缺乏衝擊力、毫無生氣的“你好我好大家好”的平靜，就這樣被打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