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看前文與孔海立：《端木蕻良和他的小說（1933—1943）中的自我形象》。
參看前引陳悅與孔海立的文章。
令人大開眼界的文學史景觀257令人大開眼界的文學史景觀———讀《20世紀貴州文學史書係》這些年關於20世紀中國文學已經出了不少的專著，但像《書係》這樣係統、全麵地敘述一個地區的20世紀文學發展曆史的，我還從未見過，這是自有開拓的意義的。而我最為看重的還不是這一點，而是這套書的寫作，對我們整個20世紀中國文學研究的啟示。
討論20世紀中國文學，首先注意到的是它的源頭。這些年，晚清文學、民國初期文學與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研究，始終是學術界的研究熱點。但目前這類研究大都限於少數中心城市，這就多少有些遺憾。這回一打開《書係》，每部著作的開篇第一章都有關於從晚清到五四的貴州文學現象的梳理與研究，這在我至少是大開眼界的。於是我因此知道了1907年7月17日貴州第一份報紙《黔報》問世，並辟有發表文學作品的“雜俎”、“諧談”、“短篇小說”欄目；作者說：“若與京、滬等地報紙出現的時間相比，卻幾乎晚了近半個世紀”，但我卻願意從另一個角度分析這一事實。現代報刊的出現，無疑是中國文化的重要新質因素，對現代思想、文化、文學的變革有著深遠的影響；它從在京、滬等城市出現，到在貴州山區落戶，是一個由中心向邊緣逐漸擴展的過程，看似很慢，意義卻非同小可：曆史變革所達到的廣度與深度往往是要看它對邊遠地區的蔓延、滲透程度的。因此，1905年，貴州最早的鉛印印刷廠遵義官書局創辦；1908年，貴州最早的白話小說《越南亡國史》（未署名）在《自治學社雜誌》創刊號發表；1913年10月，貴州第一部新劇作品《維新夢》（黃齊生等著）在貴陽達德學堂公演；1919年1月，新劇《人道引》（即《黑奴籲天錄》）在貴陽公演；1919年3月，少年貴州會創辦白話文報紙《少年貴州日報》，成為宣傳科學、民主新思潮的重要陣258中國現代文學史論地；1919年6、7月貴州報刊上出現了第一批受五四新思潮影響的新小說……這樣一些史實的發掘與考訂，以及各專著所描述的：梁啟超與貴州政治文化界的深遠關係與影響（《散文史》）；這一時期貴州的以“達德戲班子”為中心的新劇創作與演出，魏香庭的改革川劇（《戲劇史》）；小說創作中的“文白並存”的格局（《小說史》）；“古典詩歌向現代新詩轉型的緩慢曆程”（《詩歌史》）……都能夠豐富與深化我們對世紀初處於曆史轉型期的中國文學變革圖景的認識。在這方麵，似乎還存在著一個相當大的研究空間，目前這樣的偏於史的發展線索的梳理，還隻是一個開始。
隨著研究的深入，這些年對“20世紀中國文學”的外延與內涵的認識都有新的拓展。其中一個重要方麵，就是“漢民族文學中心”的破除，引入了少數民族文學的敘述；“新文學中心”的破除，引入了曾作為新文學（新小說，新詩，話劇）對立麵的通俗小說、舊體詩詞、戲曲發展曆史的敘述。對這樣的變化也有朋友持不同意見，他們仍然堅持“現代文學”的研究應是“新文學”的研究。這裏確實涉及對“現代文學”（包括20世紀中國文學）的理解：“現代”（“20世紀”）它隻是一個時間概念，還是同時有某種質的規定性，這又同時引出了現代文學（20世紀中國文學）研究這門學科的性質、研究對象、範圍……這一係列的問題。我個人認為，這些問題確實重大，應充分展開討論與爭辯，同時也不忙作結論，持不同觀點的朋友完全可以按自己的主張去進行研究，無須求統一。而且，在我看來，將少數民族文學、通俗文學、舊體詩詞與戲曲引入20世紀中國文學史的敘述，這絕不是簡單的拚盤式的“1＋1”，它所引起的是研究格局的根本變化：不再是孤立的分別的研究，而是從“漢民族文學”與“少數民族文學”，“新小說”與“通俗小說”，“新詩”與“舊體詩詞”，“話劇”與“戲曲”……二者的既對立、競爭、製約，又相互滲透、影響的“關係”中去把握作為多民族文學的20世紀中國文學，以及20世紀小說史、詩歌史、戲劇史的生態發展，由此將會出現一個新的文學史景觀。———我曾在好幾個場合與文章裏，鼓吹這一設想；但我知道，真正實行起來，會有許多的困難，單是原始材料的發掘、梳理，就非一日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