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9章 學科研究評述(22)(1 / 3)

這裏不妨舉幾個例子。本書好幾篇論文都談到端木蕻良先生“幾乎從創作的一開始,就非常重視思想性”,他一再強調:“文章的深度就是思想的深度”,一個作家如果“沒有一個精純的思想係統,而想寫出了不起的作品,是從未發生過的事情”,“沒有思想的人絕不會體驗身受的生活是什麼。過去一般指示者,多說什麼從實現生活來體驗哪……之類的話,其實沒有思想的體驗是完全無用的,一個農夫想讓他說明自己的生活為不可能,但是一種刻苦的觀察,可以得到這些”。因此,他可以說是完全自覺地用馬克思主義哲學與政治經濟學的眼光來燭照他的描寫對象的;他這樣提示:“我很想讓讀者在看《科爾沁旗草原》的時候,能注意到它背後的一種特定的經濟結構來”,如曹革成先生所說,他的這部小說“很明顯有馬克思的政治思想理論在裏麵,他是把政治小說做成文學藝術作品很成功的作家之一”④。這些方麵都是很能顯示左翼文學創作的特點的,但也正是最容易引起批評的地方。

多年來學術界一直盛行著一種似是而非的觀點,仿佛明確的理性介入,對④逄增玉:《論端木蕻良小說創作的兩種追求與風格》。

端木蕻良:《文學的寬度,深度和強度》,1937年12月16日《七月》第5期。

端木蕻良:《〈科爾沁旗草原〉後記》。

轉引自馬偉業:《論端木蕻良文學創作的深度和強度》。

作為左翼作家的端木蕻良253現實政治問題的關注,思想性的自覺追求就必然地導致文學性的削弱,這其實是缺乏分析的。理性分析如果不能與“結實的生活血肉統一起來”,確實可能出現“作品的形象不堪承受作者理性思考所賦予的意義”的問題,但這並不是一種必然,就端木的創作而言,固然有些作品不同程度存在這方麵的缺憾,但理性之光的燭照在更多的方麵,使端木的創作得到升華,獲得了他所追求的文學的“寬度,深度和強度”,獲得了論者所說的特殊價值:他的作品對“特定曆史時期原生態的文化形貌”,“對當時政治生活、文化生活、社會世俗生活、家庭生活狀態”的極為精細的刻畫,“特別是對社會曆史和經濟活動的細節描繪蘊涵著各式各樣的物化信息,具有經濟文化和曆史文化的認識意義,是近代東北經濟生活的形象的切片”———這也許是一個更值得重視的文學事實。端木蕻良的創作實踐證明了:作家“對原生態社會存在的經驗直覺、體悟”和“感性描繪”與“知性分析”是可以統一的;對社會人生、政治、經濟的現實關懷與對人的生命存在的超越性關懷是可以統一的;對具體形象刻畫的寫實主義的“真”與追索形象背後的意蘊與意義的象征主義的“深”是可以統一的;或如作家自己所說,“詩的想象跟哲學的理解以及心理的觀察”是可以“有機地結合起來”的。在這方麵,端木蕻良先生是積累了豐富的藝術經驗的,值得認真總結。

這裏,實際是包含了某些理論問題與曆史的經驗教訓的。誠然,我們曾片麵強調理性、理論的作用和對思想性的追求,而忽視以至根本否認非理性的直覺、感悟與感性描繪、藝術追求,但是否可以反過來不加分析地否認理性、理論的介入,忽視或否認作品的思想力呢?說到底,這是關涉到我們對“文學與文學性”的理解與想象:文學難道真的就是“絕對非理性,純個人性”的,那種與社會絕緣、將思想逐出的“純文學”是真實的存在嗎?文學的功能難道僅限於審美,而可以忽視或否認文學的認識作用嗎?等等。這些看起來都是常識,但如不從理論上加以澄清,在我看來,是很難對包括端木蕻良在內的左翼作家及其文學作出科學的評價的,而且也不可能對其確實存在的曆史教訓作出真正觸及要害這是我在《四十年代小說研讀劄記》一文中對端木創作所提出的批評。現在看來,我也許過分地強調了這一方麵,而忽略了理性介入對端木創作的積極意義,這也多少反映了前述流行理論的影響。

尹建明:《端木蕻良小說的文化視界》,馬偉業:《論端木蕻良創作的深度和強度》。

端木蕻良:《〈曹雪芹〉前言》,可參看尹建民:《端木蕻良小說的文化視界》,馬偉業:《論端木蕻良創作的深度和強度》。

的科學的總結。

這裏還需要提及一種似是而非的評價:仿佛左翼文學對思想的追求壓倒了對藝術的追求,因而在藝術上總是粗糙的。對所謂藝術的“粗糙”,其實也是應該作具體的分析的:有的確是由於急促而缺少藝術的從容運思帶來的某種藝術上的缺憾,這種情況即使在端木蕻良的創作中也時有出現,某些左翼作家的創作中則更為嚴重,這都是無須諱言的;但這也並非左翼作家所專有,被許多研究者看好的非左翼作家也有粗糙之作,可見藝術的粗糙和左翼作家對思想性與文學社會功能的重視之間並無必然聯係。

或許更為重要的是,被一些研究者批評的“粗糙”其實是左翼作家對不同於傳統藝術趣味的新的美學風格的一種追求與實驗。如一些研究者所注意到的那樣,端木蕻良自稱“性格的本質上有一種繁華的熱情”,自己與故鄉人民雙重的奴隸地位“形成一種心靈的重壓和性情的奔流”,也就著力追求藝術上的“強度”:人物塑造上的“強動作”、“直立感”,小說意境的闊大,節奏的急促,語言的力度與獨特修辭,等等,從而形成了“重,粗,大”的藝術風格。許多左翼作家的作品也有類似的風格,如果用傳統的審美眼光看,是很難被接受的;因此,魯迅特意提醒人們:“一切所謂圓熟簡練,靜穆幽遠之作,都無須來作比方,因為這詩屬於別一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