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坦白地說，當初編選這套“大係”，完全是出於現代文學學科發展的需要，確實沒有考慮過它的當下意義。不過，書既然是出版在90年代末，您又提出了這個問題，我想了一下，或許可以說這麼一點意思：淪陷區作家所麵臨的“自己”想寫什麼與“他者”要求寫什麼、允許寫什麼之間的困惑與選擇、探索言說方式的艱難，固然有其特殊的曆史條件，但正如清華大學藍棣之教授所說，“從過去幾千年的曆史或過去一百年的曆史看，作家很難有理想的寫作環境，或者說曆史很少為作家提供理想的寫作空間”，在這個意義上，淪陷區作家所麵臨“找回失落的文學世界”245的寫作困境又是具有某種普遍意義的，對於後來者自然就具有一定的啟示意義。而且，細細想起來，他們當年所遇到的一些具體的創作的困惑，例如如何在“內在精神追求”與“文學市場需求”之間取得平衡，強調“個體生命體驗，關注日常生活”與作家主體精神境界、生命（生活）質量的關係，這些問題今天似乎也同樣存在，我不敢說這是不是曆史的循環，但過去的曆史總是能給後人提供某種借鑒，這倒是不爭的事實。就說到這裏吧，感謝您及貴刊給我這樣一個談自己主編的書的機會。
1999年6月13日整理於燕北園246中國現代文學史論文學本體與本性的召喚———《詩化小說研究書係》序這是開拓現代文學研究的新領域的一次艱難的嚐試，是我和年輕朋友做了多年的夢。
“夢”開始於在韓國外國語大學任教的1994—1995年。在異國他鄉，我苦苦地尋思：如何為“已經不再年輕，正在走向成熟”的中國現代文學（這是1994年現代文學研究會西安年會上的結論）提供一個新的設想和思路。於是寫了一個《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大綱》，選擇了“兩個突破口”。其一是探討現代教育、現代出版、現代政治與現代文學的關係；其二就是本書係的最初設想，目標是“對20世紀中國文學的經典作品進行精細的文本分析，抓住‘有意味的形式’這一中心環節，總結現代作家的藝術創造經驗，進行理論升華，逐步建立‘中國現代詩學’”，具體計劃則有：“編選《20世紀中國文學經典》”、“出版《20世紀文學經典研究叢書》”、“在大學開設‘20世紀中國文學經典研究’課程”等項。而且還有具體的“研究工作的組織方式”的設計：一方麵“爭取前輩與同輩學者的支持，同時也盡量吸收年輕學者（包括部分在校研究生）參加，組成老、中、青三結合的作者隊伍，為培育學術新生力量探索道路，‘出書’與‘出人’應是同時產生的兩個結果”；一方麵“與出版社充分合作，發揮出版社的中介與組織作用，把學術著作的寫作與出版納入統一的計劃中，從而實現學術研究生產與流通過程的結合。這就有可能為在商品經濟條件下，如何進行學術研究的組織工作探索一條新路”。———顯而易見，這是一個有著多重目標的雄心勃勃的研究計劃。
因此，1996年在石家莊召開的現代文學研究會理事會上，我當眾宣布這一《大文學本體與本性的召喚247綱》時，許多朋友都認為理想主義色彩過重，難以實現。我卻信心十足，興致很高。開始進行得也確實順利。1996年12月，即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了由我與謝冕先生編選的《百年中國文學經典》。之所以將篩選出“經典”（名著）作為工作的起點，是因為我們認為，現代文學的“大廈”主要是由文學“經典”（名著）所支撐，研究的重心應轉移到對文學經典（名著）的研究上，而不能隻是一窩蜂地去挖掘“冷門”。在“序言”裏，我重申了對經典作品創造的藝術經驗進行理論概括的目標：“我們想為正在進行的對本世紀的文學進行反思，包括文學史的寫作與教材編寫，提供一些基礎性的事實材料。比如，對‘文學現代性’的討論，是不是可以從這些已經形成的現代經典作品（小說，詩歌，戲劇，散文）出發，從對既成形態的考察與藝術經驗的總結中，引出必要的理論概括呢？至少這是可以一試的。”當然，我們也強調，經典的刪選工作將是不斷進行的，既不可能由一二人說了算，也不可能“一錘定音”，所謂“經典”也隻具有相對的意義。
下一步，是從哪裏入手，去進行百年文學經典的研究？我們決定先進行一次實驗。大概就在1995—1996年間，我在北大開設了一門“四十年代小說研讀”課，主要是對一批處於邊緣地位的小說進行文本的細讀。在一次課堂討論中，我作了這樣一番發言———“記得在一次閑談裏，我與吳曉東聊出了一個‘發現’：在現代文學作品裏，藝術水準最高的作品往往是（當然不是‘全部是’）帶有抒情性的，或者說是具有某種詩性特征的：抒情詩的成就遠遠高於敘事詩自不待說；戲劇中的精品，無論是曹禺的《原野》、《北京人》、《家》，夏衍的《上海屋簷下》，以至郭沫若的《屈原》，無不具有濃鬱的詩意，《家》裏的‘新婚之夜’那場戲，更是按詩劇的寫法來創作的，《屈原》裏的‘雷電頌’，徑直就是一首長詩；散文中的名篇，從朱自清的《荷塘月色》，到何其芳的《畫夢錄》，沈從文的《湘行散記》，也全都是‘詩化’的，而中國現代散文的經典之作魯迅的《野草》，研究者就幹脆稱之為‘散文詩’了。現在來看小說。從魯迅的《故鄉》、《社戲》、《在酒樓上》、《傷逝》，鬱達夫的《春風沉醉的晚上》、《遲桂花》，到沈從文的《邊城》，廢名的《橋》，以至40年代的蕭紅的《呼蘭河傳》，馮至的《武子胥》、孫犁的《荷花澱》，等等，顯然構成了一個‘現代抒情小說’（或稱‘詩化小說’）的譜係，並且達到了現代小說的最高水平：這些，恐怕已經成為學術界的共識了。把以上的文體分別考察綜合起來，248中國現代文學史論我們是否可以作這樣的‘提升’，或者說提出這樣的‘假設’（說‘假設’是因為還需作更深入的論證，甚至提出各種顛覆性的‘反證’：抒情性（詩性）是中國現代文學的一個基本特征。對這一命題自然是可以（而且是必須）從各個方麵來展開論述與論證的。人們很容易就聯想起中國作為一個‘古老的詩國’的傳統的巨大影響，人們也會注意到西方象征主義詩學的影響。我與吳曉東在討論中據此而設想，或許正是這樣的傳統的與外來的文化精粹的彙合，成為中國現代文學中的詩性特征能夠得到比較充分的發展的資源性的原因。”（參看：《對話與漫遊：四十年代小說研讀》，上海文藝出版社，1999年）正是基於以上認識，我們確定了第一個選題：“詩化小說研究”。初選的作品有：魯迅的《傷逝》、《在酒樓上》、《孤獨者》、《故鄉》等小說，沈從文的《邊城》，廢名的《橋》，馮至的《武子胥》，蕭紅的《呼蘭河傳》，蘆焚的《果園城記》，駱賓基的《幼年》，汪曾祺40年代的部分小說。我們設想，首先對入選的每一部作品進行文本的細讀，作出詳盡的點評，並寫出長篇的美學分析的論文；然後，在此基礎上，提煉出若幹詩學範疇與“中國現代小說詩學”的一些命題，寫出一本探討性的論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