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理解他們的難處，珍惜他們的勞動，同時也在焦急地尋找新的同道者。因此，1999年我應邀參加武漢大學中文係的博士論文答辯，讀到了張箭飛的《魯迅詩化小說研究》，所感到的驚喜，是可以想見的。特別是張著對魯迅小說音樂式的解讀，更是實現了我多年的一個夢想：我很早就憑著直覺感到音樂是走進魯迅藝術世界的一個通徑，卻苦於自己缺乏起碼的音樂修養而隻能望門興歎；記得我的一個研究生在我的蠱惑下曾經一度想進音樂學院，以打通音樂與文學的研究。現在，箭飛開始了這樣的嚐試，我真是為之興奮不已，並且堅信這是一個很有研究前景的領域，我期待著箭飛在這方麵作出新的成績。
我自己則在事實上越來越遠離了文學的同時，內心深處卻越來越迷戀於文學。因為我發現，我們的整個文學研究與文學教學都越來越遠離文學了。我曾在課堂上公開表示我對北大中文係的本科生與研究生（其實也包括我自己）的兩大不滿：一是習慣於不著邊際的宏觀“神侃”和繁瑣的所謂科學分析，而不注重文本的細讀，特別是對文學語言的品味，失去了起碼的藝術感悟、敏感與直覺力；二是將對中國的現代作品的研究，變成西方的或中國傳統的某個理論、概念250中國現代文學史論的正確性或可行性的一個實證，成了自己得心應手地構築模式、擺弄材料的智力遊戲。在我看來，這兩種傾向都有可能導致文學本性的喪失。另一方麵，這些年，包括我自己在內的許多人都把注意力放在文學的外部關係的研究，從思想史、學術史、文化史的角度切入，在這方麵已經或將要取得的成績都是無可非議的；但從現代文學研究學科發展的全局來看，對文學形式與審美研究的忽略，則有可能導致文學本體的喪失。正是基於這樣的憂慮，這些年我以相當大的精力從事文學教育：先後在北大開設理科“大一語文”，中文係本科學生的“現代文學經典文本細讀”，以及研究生的“《野草》研讀”，主要引導學生逐字逐句地品嚐作品的精微、美妙之處，培育學生對語言的感覺、體悟。我對中小學語文教育的關注，其中心點之一也是倡導真正的文學的閱讀：在我看來，在小學、中學、大學的文學教育與文學研究生的培養中，對文學本性和文學本體的強調，都是一個“基本功”的訓練：不僅是文學研究的基本功，更是基本的人文精神的熏陶，人的（國民的）基本素質的培育。
對於我自己來說，這更是一種精神欠缺的補償。1999年，我在一位年輕的學者所著《魯迅小說的形式意義》序言裏，曾寫過這樣一段話：“我無法回避自己內心深處對文學形式，特別是對文學語言的迷戀。它們對於我是一種近乎神秘的誘惑。我知道自己的精神氣質與文學藝術有著本能的親和，而我所受的教育與在扭曲了的時代裏所形成的多少被扭曲了的積習，又使我與文學的審美之間，橫隔著某種障礙”，“明明本性上具有審美的欲求，麵對魯迅已經達到的藝術高峰，要對之進行描述與闡述卻顯得力不從心。我從這裏感到了一種命運的殘酷。而有這樣的隱痛的又似乎不隻是我一個人。”
今天，當吳、劉、張三君的書稿終於彙集到我這裏，該由我來為這套“姍姍來遲”的《詩化小說研究書係》作序時，我又想起了上述這番話。我要感謝這幾位作者，是他們的努力使我的（自然也是他們自己的）以“建立中國現代詩學”為目的的“文學本體研究”的計劃邁出了實施的第一步。我自己無力實現的夢由年青一代部分地變為現實，這是令人高興的。但我也似乎從他們的艱難跋涉中，感到了某種力不從心，進而擔心殘酷的命運還會繼續下去。或許更為重要的是中國社會、思想文化的外部條件總是不利於這樣的研究，它的被忽略，孤寂，邊緣化，至少還會延續相當一段時間。但也正因為如此，它的意義與價值卻文學本體與本性的召喚251又是不可否認與抹煞的。這就要求選定了這樣的研究道路的年輕的學者，能夠有一種精神的定力：不為外界的輕視或誘惑所動搖，同時又注意不斷地充實、完善與發展自己，堅守文學的本性與本體。我堅信，泡沫終要消散，沉潛者終會浮出曆史的地表：我向他們表示最大的敬意與最美好的祝願。
最後，還要向廣西教育出版社的領導與有關編輯表示敬意：他們的耐心等待與始終一貫的支持，表現了他們對學者與學術工作的深刻理解，同時也表現了出版家的遠見卓識。
2000年3月21日寫於燕北園252中國現代文學史論作為左翼作家的端木蕻良———《端木蕻良評論集》序言“作為左翼作家的端木蕻良”，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課題：我們正可以以端木蕻良先生作為個案，展開左翼文學研究中的許多重要問題的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