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回失落的文學世界”239答：這也是我想說的第二個方麵的問題。淪陷區文學是在異族侵略者統治下的文學，這樣的特殊性決定了對淪陷區文學的評價與評價標準，一直存在著分歧與爭論。有一種觀點，認為淪陷區文學除了少量反映人民抗日愛國情緒的作品，在本質上沒有跳出“漢奸文學”的大框架，因此沒有什麼曆史意義，更沒有研究的價值，被打入另冊是理所當然的。這種觀點，不僅囿於文學和抗戰有關與無關這樣一種題材決定論，更隱含著一個觀念：在異族統治下，作家（知識分子）隻有輟筆沉默這唯一的選擇，隻要動了筆，開了口，就在客觀上起到了粉飾太平、幫助侵略者的作用。這種觀點，看來振振有詞，究其實卻頗類似於中國曆史上道學家們的高論，即所謂女子遇到了強暴，便死掉，“世道人心便好，中國便得救”，否則即是“失節”，這都是五四時期為魯迅所痛斥過的（參看《我之節烈觀》）。如果曆史真的像這種“透底”的邏輯所要求的那樣發展，那淪陷區就真的成了“無聲的中國”，淪陷區的文學也就變成了一片空白，而這恰恰是妄圖滅絕中國民族語言與文化的侵略者所期待的：這正是魯迅所說的，“左”到了“底”，就變成了“右”（參看《透底》）。曆史當然不會這樣發展。隻要有人，有人的精神要求，就會有文學，就會有人說話，發出這樣那樣的聲音，淪陷區也不例外。隻是淪陷區作家所麵臨的言說環境與生存境遇更為嚴酷：在異族侵略者的鐵蹄下，既不準他們說自己想說而又應該說的話，特別是“愛國抗日”的話語；又要強製說（不準不說）自己不想說也不應該說的話，於“言”與“不言”兩個方麵都處於不自由的狀態。在這種情況下，“奉當局之命”說話的“漢奸文學”
確實有，理所當然地被曆史所淘汰，自然也不會入選“大係”；反抗禁令，大膽直言，表達愛國抗日的民族情緒的，當然彌足珍貴，在“大係”裏得到充分的肯定，也是沒有問題的。但這兩方麵的作家作品都是少數。對大多數作家而言，能夠頂住壓力，不說（或基本上不說）當局強迫他們必須說的，就已經很不容易；但他們還要努力尋找自己想說而又能夠說的話，選擇與探索在這種特殊境遇下自己的言說方式：正是在這樣的言語的掙紮、自我生命的掙紮中，淪陷區作家頑強地抗禦著異族入侵者的文化同化，維係著民族語言與文學的存在與發展，艱難地進行著精神火炬的傳遞：淪陷區文學正是作為“戰爭廢墟上的精神存在”而獲得自己的獨特價值的。我們在考察與評價淪陷區文學時，必須對處於這一特殊時段、特殊地域裏的中國人（包括知識分子）的真實的生存境遇與文學境遇、圖景有一個深切的了解與體察，憑著想當然的、而又是不容置疑的先驗結論去240中國現代文學史論任作評判，至少是隔膜的。
問：你這裏談到的“想當然的、而又是不容置疑的先驗結論”對研究工作的影響與危害，恐怕並不隻限於淪陷區文學的研究。一切結論都應該是對對象進行了認真的調查與研究的結果，這本來是一個常識，卻常常被忽略了。我感興趣的是，你們在對淪陷區文學進行了這樣大量的調查與研究以後，對淪陷區文學，以至整個中國現代文學有一些什麼新的發現與認識？
答：你這個問題問得很好，也很大：一切研究工作的目的與價值就是要有所發現，有新的認識。我們之所以花這麼大的力氣作原始資料的發掘與整理工作，就是期待淪陷區文學的研究者在我們所提供的事實材料的基礎上，不斷有新的發現與認識；而我們自己，經過初步的研究，自然也有了我們的一些認識。
這都已經體現在“總序”與各卷的“導言”裏了。這裏隻能簡單地說說我們的總的看法。在我寫的“總序”裏有這樣一段概括：“淪陷區作家們所創造的文學業績是不容忽視的，它在中國現代文學發展的曆史過程中，是一個不可或缺的環節，它有自己的，其他曆史時期、地區的文學都不能替代的獨特風貌和獨特貢獻，忽略了這一段文學，我們所描繪的現代文學史圖景，總是殘缺的。”社科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樊駿先生在評論這套《大係》時，也指出：“雖然像個別的外國學者所謂的抗日戰爭時期的中國文學，最有價值的部分不在大後方和抗日民主根據地，而在淪陷區的論斷，並不符合曆史的客觀實際；但如果失去了這些，的確無法認識眾多作家的創作業績，對於整個現代文學曆史的把握勢必出現諸多的缺漏與空白”；樊駿先生因此說，本書找回來的是一個失落的、不可忽視的文學世界。
問：這是一個很好的概括。您能簡要地描述一下，找回的是怎樣一個文學世界嗎？
答：我試試看吧。人們在考察淪陷區文學圖景時，首先注意到的是淪陷區文學與以“五四”文學革命為起點的新文學傳統之間的內在聯係，以及與同時期的大後方、敵後根據地的文學的同步性。這可以說是淪陷區大多數作家的一“找回失落的文學世界”241個自覺的追求。在東北淪陷區與華北淪陷區都有“鄉土文學”的提倡與論爭，產生了很大影響。倡導者就明確地將“鄉土文學”歸結為“描寫真實”、“暴露真實”；也有人指出，“鄉土文學”“至少含有‘民族’、‘國民’、‘現實’、‘時代’這些意義在內”。反映在文學創作上，就像樊駿先生所概括的，在淪陷區作家的作品裏，“仍然相當普遍地保持了思想的啟蒙和憂患意識交織的人文精神，鄉土情結和平民傾向滲透的題材題旨，以及現實主義創作原則等傳統”。而與同時期文學的同步現象更是引人注目。可以隨便舉幾個例子。比如40年代曾有過“戰爭浪漫主義”的提倡，並構成了抗戰文學的主流（參看拙作：《戰爭浪漫主義及其反撥與超越———40年代小說理論概觀》），這樣的倡導與實踐發生在大後方與敵後根據地是可以理解的；但在淪陷區那樣的環境下，也卻也有“新英雄主義與新浪漫主義”文學的呼喚，這大概是許多研究者所意想不到的。很多文學史都以較大篇幅論及抗戰時期“民族形式問題”的論爭與對通俗文學的提倡和討論；但人們卻不知道在淪陷區“關於新、舊小說”的討論，關於“小說的內容與形式問題”的討論中也都涉及民族形式與文藝的大眾化、通俗文學的問題，而在上海《萬象》雜誌組織的“通俗文學運動專號”，更是把問題的討論引向了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