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的個體生命的生存體驗在一部分作家那裏，就上升為一種新的曆史觀：“凡“找回失落的文學世界”243人比英雄更能代表這時代的總量”，由此產生了新的美學追求：從注重人生鬥爭、飛揚的一麵轉向注重人生的和諧與安穩，從用“斬釘截鐵”的“強烈的對照”
寫“極端的人”，轉而用“參差的對照”寫“不徹底的人物”，從追求“力的成分大於美的成分”的“悲壯”轉向追求“蒼涼”的人生與審美境界（張愛玲：《自己的文章》）。反映在創作實踐上，就出現了“以凡人的眼光去寫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的文學潮流，這種凡俗化的傾向（個別比較成熟的作家則兼有超越性的追求），構成了淪陷區一部分文學的一個鮮明的特色，並因此給四十年代文學與五四新文學帶來了新的東西：首先，這些作品盡管不正麵描寫戰爭，如上所說，實際上卻隱含著對戰爭中人的個體生命的生存困境的關注，也就是說，所提供的是一種“個人性的，個體生命本位”的戰爭體驗與文學表達方式，與40年代占主流地位的“社會性的，民族、國家本位”的戰爭體驗與文學表達方式，形成了一種互補。其次，對普通人（凡人）日常生活的關注與文學表現，對同一時期的前文所述的英雄主義、浪漫主義與理想主義的文學也形成質疑與挑戰，但二者同樣構成了一種互補。淪陷區文學的另一個鮮明特點，是處在特殊的政治高壓與經濟的困境中，文學市場的需求，就越來越成為文學發展的更為直接的動因。
寫作成為淪陷區作者的一種生存方式，或者說，寫作對於淪陷區作家具有“解決精神的饑渴與謀生的物質需求”的雙重意義，作家也就徘徊於“內在精神追求”
與“市場需求”之間，艱難地尋求二者的契合點，又為二者的矛盾而陷於深刻的困惑之中。具體到文學的創作上，就表現為“雅”“俗”的相容與相斥，在二者的張力中，出現了“雅文學”與“俗文學”對立中的接近趨向，從而構成了淪陷區文學的另一個重要文學潮流。這對於“五四”以後所形成的雅俗對立的文學二元結構自然是一個有力的衝擊。正是在“表現戰爭中的個體生命體驗，關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與“雅俗交融”的文學潮流中，出現了張愛玲這樣的戰爭年代文學中的“一個蒼涼的手勢”，出入於雅與俗、傳統與現代的，取得了突出的藝術成就，具有鮮明藝術個性的代表性作家；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張愛玲是淪陷區文學的一個標誌，或者說，淪陷區文學因為有了張愛玲，和她站在一起的有前述一大批各有成就、個性相異的作家，才終於在文學史上站住了。現代文學館研究員吳福輝先生在《鳥瞰淪陷區文學全貌》一文中，也有過類似的概括：淪陷區小說家的相當部分是“向兩個方向發展：或者是隱蔽的、象征性的、寓意的小說，仿佛在高度壓抑下轉向內心；或者是大眾的言情小說、武俠小說，就像如履薄冰244中國現代文學史論中向往輕鬆和追求懲惡揚善的幻影。其中既舊又新、引今入古、大俗大雅的，是張愛玲”。這或者也是文學史家的一種共識吧。
問：您講得很有意思，但這恐怕是一種“事後”的文學史的總結。因此，我還想問，實際的文學圖景比您的描述是否更為複雜、豐富？
答：這是當然的：任何文學史的描述總是要把實際發生的文學過程不同程度上加以簡化的。
且不說我們所強調的淪陷區文學的兩大潮流、傾向本身就是對大量的文學現象的一種提煉，單就這兩大潮流、傾向而言，在對日常生活的關注與描述中，確實出現了底蘊豐厚，甚至達到了對生命存在的開掘與思考的作品，但大量的卻是瑣事的無謂咀嚼和孤芳自賞，顯示出生命的蒼白的平庸以至無聊之作。在文學市場的衝擊下，自然也會出現大量的媚俗的，粗製濫造、趣味低級的作品（這在商業性戲劇演出中尤為突出）。這就是說，現實的文學圖景總是混亂的，所謂文學發展的豐富性、複雜性其實正是實現在這種混亂之中。因此，曆史的當事人對現實文學狀況的觀察與估計往往是偏於悲觀的。但正如魯迅所說，“文壇是無須悲觀的”，因為“總歸有許多所謂文人和文章也者一定滅亡，隻有配存在者終於存在”（《“中國文壇的悲觀”》），文學史研究所要作的大概就是這樣的曆史的淘汰、篩選工作吧。
問：最後還要問一個問題：《中國淪陷區文學大係》的出版，對那一特定曆史時期文學的總結，對今天的文學發展是否具有某種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