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後方曾有過對“色情文學”的批判，但並未作學理的探討；相比之下，北平《國民雜誌》社“關於色情文學”的筆談就更具有理論色彩。在文學創作上，這些年人們在研究四十年代文學時，都注意到戰爭時期“校園文學”的特殊地位與作用，但討論的範圍主要集中在西南聯大作家群；實際上，在遙遙相對的北方燕京大學、輔仁大學的校園裏，也同樣培育出了一批詩人與散文家。其中就有今天成為著名演員的孫道臨，《大係》詩歌卷收入了他以“孫羽”的名字發表在《燕園集》裏的詩作。淪陷區所存在的充滿“大地的氣息”的現實主義詩歌與以“沉重的獨語”為特征的現代派詩歌兩大流派，與大後方的詩歌發展也是遙相呼應的。
在小說創作上，人們經常談到《四世同堂》、《財主底兒女們》這樣的家族小說，但如果不同時論及發表在淪陷區的梅娘的《蟹》、爵青的《歐陽家的人們》等同類題材的小說，至少也是不全麵的。而袁犀、爵青所作的具有現代主義色彩的文體嚐試，特別是張愛玲的極富創造性與個性的小說創作，同樣應該看作是對40年代小說形式試驗的重要貢獻。以上海為中心的淪陷區話劇創作與職業劇團商業性演出的空前繁榮，與大後方的劇場藝術的發展，交相輝映，把中國的話劇運動推向了新的高潮。淪陷區成就最大的隨筆與詩化散文小品，不但在創作242中國現代文學史論淵源上明顯地受到了周作人、何其芳的影響，而且與40年代散文發展的趨向也是一致的。所有這一切，都說明了淪陷區文學是“五四”以來的中國現代文學的不可或缺的有機組成部分；在40年代，它與大後方的文學、敵後根據地的文學，確實構成了三足鼎立的格局，隻有從三者的相互呼應與補充中，才能全麵而深入地把握這一時期文學的麵貌。淪陷區的主要代表作家，如小說方麵的張愛玲、錢鍾書、師陀、袁犀、爵青、梅娘、蘇青、關永吉、鄭定文、沈寂，詩人吳興華、路易士、丁景唐、沈寶基、南星、朱英誕、黃雨，散文家周作人、張愛玲、紀果庵、文載道、唐、柯靈、南星、林榕、沈啟無，劇作家李健吾、楊絳、師陀、柯靈、陳綿、周貽白、姚克、顧仲彝，通俗文學家還珠樓主、宮白羽、王度廬、鄭振因、劉雲若、予且、秦瘦鵑、程小青、孫了紅、徐卓呆，批評家李景慈（林榕）、張守謙（關永吉）等等，都對四十年代文學的發展作出了不可忽略的貢獻。他們在現代文學史上的地位有的已經得到承認，有的恐怕要在我們這次發掘以後才會引起研究者的注目吧。
問：您談到了淪陷區文學與大後方文學、敵後根據地文學的相互呼應與補充。人們更關注的可能還是“互補”的這一麵，也就是淪陷區文學怎樣以自己的特殊風貌，給這一時期的文學，以至現代文學增添了新的東西？
答：我們在前麵提到淪陷區的作家在“尋找自己想說而能夠說的話，探索在特殊境遇下的言說方式”，其實這本身就意味著一種不同於別的時段、地域的文學的“新的文學風景”的選擇與形成。我在“總序”裏，曾引述了淪陷區一個雜誌的《發刊獻辭》裏的一段話：“我們願意在政治和風月以外，談一點適合於永久人性的東西，談一點有益於日常生活的東西”，這大概就是淪陷區的一部分作家終於找到的“想說而又能說”的話題與相應的言說方式吧。在這似乎是被動的選擇背後，其實是隱藏著更為深刻的生存體驗、心理動因與觀念變化的。當戰爭毀滅了一切，不僅危及國家、民族的生存，而且每一個具體的個體生命都受到了實實在在的威脅，人們就會重新關注在太平歲月往往被忽略、遺忘的身邊的東西，發現正是這個人的瑣細的日常生活構成了最基本、最穩定，也更持久永恒的生存基礎，而個人的生存又構成了整個民族、國家，以至人類的生存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