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有三大特點：一是史料的豐富翔實；二是多側麵、多角度的審視，以文學的觀照為主體，又加以社會學、民族學、文化學、經濟學、地域學的考察，這就使本書對其研究對象達到了立體的把握，這本身也就具有了方法論的意義，顯示了現代文學研究向多學科綜合研究方向發展的趨向；三是具有現代文學研究全局的視野與眼光，作者在許多個案的具體研究的基礎上，提出了通俗文學和新文學在中國近現代文學史上“雙翼展翅”的總體估計。
如樊駿先生所說：“人們不一定都會一一認同書中所提出的見解和結論，但就認識這段文學曆史和這一文學派別而言，《中國近現代通俗文學史》在學術史上具有裏程碑的意義。”（《能否換個角度來看》，載《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1年第2期）4．《西南聯大曆史情境中的文學活動》（姚丹，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年）這是近年來關於“現代教育、大學文化與現代文學的關係”的研究所取得232中國現代文學史論的一個重要的有代表性的成果。
本書研究的最大特點及成功處，在研究方法的自覺。———與倪偉著作的理論自覺一樣，都是顯示了新一代研究者的某些特質的。
首先，作者選擇西南聯大作為個案，討論現代教育與現代文學的關係，就是“通過某一審視點來總攬全局”的“典型現象”研究的自覺嚐試。
如本書標題所示，“曆史情境”是本書研究的一個關鍵詞。作者首先關注的是製約40年代教育與文學發展的外部曆史情境，緊緊抓住“戰爭”與“國民黨政府的戰時文化政策”和“龍雲統治下的雲南”這兩大環節，對有關史實作了詳盡的考察。而作者更為關注的是，西南聯大師生內在精神的曆史情境。本書的結構就體現了這樣的獨特觀照：全書分為三編，分別命名為“南渡”、“沉潛”、“走出院牆”，這不僅是一個曆史過程的描述，更是蘊涵著對戰爭環境下的校園文化、精神，師生的生命存在狀態的一種把握。在具體展現中，又緊緊抓住了校園裏的“校長”、“教師”、“學生”三個群體，對校長的“大學理念”，所建立的“教育體製”；對中文係、外語係的“課程設置與目標”，“教師的個體寫作”；對以學生為主體的“文學社團、雜誌與期刊”，校園“節日”，以及師生的“日常生活”，都作了翔實的考察與描述。———這樣的設計，使本書的研究，為現代文學與大學文化的關係的研究，提供了一個具有可操作性的模式。
作者還自覺地采用了“以敘述為主的文學史寫作方式”。大量曆史細節的重現，又展示了其背後的學魂，因此，在作者的筆下，史料就獲得了鮮活的生命感，這也是十分難得的。
（二）學術論文獎
1．《“新詩集”與“新書局”：早期新詩的出版研究》（薑濤，《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3年第4期）本文是近年關於“現代文學與現代出版關係”的研究的一個重要成果。
本文的研究同時為新詩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可能性，由關於詩歌文本與思潮王瑤學術獎推薦書兼及近年學術研究新進展233的靜態描述（這是現有詩歌研究的主要模式），擴展到了詩歌的生產與流通的動態展示。
作者對五四時期出版新詩的三大書局：商務印書館、亞東圖書館與泰東圖書館，分別出版新詩集（《嚐試集》、《女神》等）的複雜過程與複雜關係，進行了精細的梳理，不僅揭示了新詩怎樣通過出版產生社會影響，出版社也因此而獲得“長線的回報”，形成文學與出版的互動；更揭示了新詩集出版過程中，詩壇的內部分化，圍繞新詩正統地位與合法代表所展開的微妙競爭，其間也糾纏著複雜的人事關係：這些，都有助於今天的讀者與研究者進入曆史的現場，感受曆史本身的複雜性與具體性。這樣的文學社會學的研究，顯然具有方法論的意義。如作者自覺意識到的那樣，在“新書局”與“新詩集”之間，是存在著一個很大的“可待開掘的論述空間”的。
2．《從政治文化的角度研究20世紀中國文學》（朱曉進，《文學評論》2001年第5期）本文是近年有關“現代文學研究方法論”討論的一篇重要文章。作者強調，方法論的探討，必須建立在“對研究對象的獨特性”的科學體認的基礎上。
而政治對20世紀中國文學發展的決定性影響，就是這樣的獨特性的一個重要方麵。這也就構成了文學史研究必須處理的難題，既不能無視與回避，也不能作簡單化、表麵化的直接對應或比附。本文的貢獻就在於，引入了“政治文化”
的概念，作為“政治與文學關係的橋梁”與“中介”。本文針對中國20世紀文學的實際，對政治文化的概念作出了明確的介說，還具體討論了“20世紀中國文學與政治文化的結緣方式”，使這一研究方法具有了可操作性。作者本人也對“30年代文學與政治的關係”作了具體的研究，並在研究群體的集體努力下，寫成《20世紀中國文學與政治文化關係史論》一書，從一個新的研究視角，運用新的研究方法，對20世紀中國文學作出了創造性的新的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