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6章 學科研究評述(19)(3 / 3)

答:學術界的朋友可能知道,我在80年代曾與黃子平、陳平原二位友人一起提出“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概念。進入90年代以後,我在完成了《大小舞台之間———曹禺戲劇新論》(1991年2月)、《豐富的痛苦———堂吉訶德與哈姆雷特的東移》(1992年8月)以後,又把研究的重心轉向20世紀中國文學的研究上來。我當時麵臨一個“從哪裏切入”的研究方向的選擇。於是注意到了四十年代文學的研究:在我看來,在20世紀中國文學(文化)的發展中,它居於“五四新文學(文化)”與“共和國文學(文化)”這兩大板塊的交替、轉折的時期;我設想,如果從中間突破,就可以帶動兩頭的研究,或者說,拎起40年代,整個20世紀中國文學的研究就活了。而當時,大多數研究者的興趣還集中在五四時期與三十年代文學的研究。我因此斷定,四十年代文學是一個有較大研究潛力與前景的研究領域;並決定追隨已經默默耕耘十數年的開拓者之後,帶領我的學生一起加入這隻“墾荒隊”。我預期,從原始資料的發掘開始訓練,再進行作家作品的篩選,文學現象的梳理、歸納,以至理論的分析、概括,讓學生參與這樣的研究工作的全過程,這可能是引導他們“進入學術”的一個較好的途徑。

也就是說,我是出於學術發展的前景與培養學術人才(研究生)的需要這兩個方麵的考慮,而在90年代初開始四十年代文學的研究的。而我具體選擇編選《淪陷區文學大係》這個課題,則是對四十年代文學研究現狀進行了一番調查與分析的結果。我發現,已有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對解放區、國統區文學的研究,並已整理出版了《延安文藝叢書》(湖南文藝出版社,1988年)、《中國抗日戰爭時期大後方文學書係》(重慶出版社,1989年)等大型資料集。無論是原始資料的搜尋、整理,還是研究的深廣度,淪陷區文學研究都是一個相對薄弱的環節,而且自有其特殊的難度,而這恰恰是最具有挑戰性的。在進入淪陷區文學研究的具體操作時,我一方麵在《現代文學研究叢刊》上組織了研究專號與專欄,以集中反映已有的研究成果,以圖引起學術界的關注,吸引更多的學者參與這個領域的研究工作;同時,以編選《淪陷區文學大係》作為研究的起點與突破口,我當時對這一課題提出了三個要求:一是對淪陷區文學原始資料進行一2次全麵的搜尋與疏理;二是以高質量的“導言”的形式,對淪陷區文學的主要方麵———文學思潮的演變,各文體發展的軌跡,代表性作家(含批評家)、作品的文學成就與貢獻,以及淪陷區文學的總體特征與文學史地位……作一次係統的分析,希望在已有的研究基礎上,對整個淪陷區文學的研究有一個新的推動與開拓;三是在這一過程中,為淪陷區文學與四十年代文學研究訓練一支隊伍。

現在,這套《淪陷區文學大係》終於出版了,我所預期的三個目標也已大體實現,這是我特別感到欣慰的。

問:您剛才談到,淪陷區文學研究有其特殊的難度,能不能作一點具體的說明與發揮?

答:這大概有兩個方麵。首先是資料發掘的困難。正如張泉教授在他的關於這套“大係”的評論文章《20世紀中國新文學史料建設的圓滿終結》一文中所說,長期以來,整個淪陷區的文學與文化是“被打入另冊”的;“抗戰勝利以後,這一時空中的一代寫作者大多在文壇上銷聲匿跡,有關文獻或被銷毀或被封存,就連僅僅顯示館藏狀況的題名目錄類工具書,也將淪陷區排斥在外”,可以說,“《中國淪陷區文學大係》就是在連最基本的報刊名錄都沒有的情況下,從一步步發掘、整理原始資料起步的。可見其工作量之大”與難度之大。

正因為如此,這套“大係”在現代文學史料學上的意義得到了學術界的充分肯定:不僅發掘了一批重要的作家、作品,而且第一次整理了1268條淪陷區文學大事記,鉤沉了466個文學(文化)社團、611位作家的基本情況,編寫了1200種雜誌與報紙副刊介紹,1648種書目與簡介,並特別編入了台灣日據時期的資料,有關日文的報刊和日人參與的社團資料。如此大規模的覆蓋麵廣的資料發掘與整理,正如社科院文研所的研究員、淪陷區文學研究的專家徐?翔先生所說,是“第一次全麵地向世人展示了淪陷區文學的真實麵貌”,從而為淪陷區文學的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問:聽了您的說明,我感興趣的是,為什麼淪陷區文學與文化會長期被打入“另冊”?